對於中美協議可能面臨的“達成協議但執行困難”情形，達巍認為這幾乎是必然會出現的問題。一方面，美方存在明顯短板——領導人對協議執行關注度不足，且其下屬各部門在“搞壞事”上更拿手，“搞好事”其實不太容易；另一方面，中美雙方即便就某些問題達成協議，也常因對協議內容的理解存在差異，最終導致執行受阻，過往的日內瓦共識等案例也印證了這一問題。
達巍表示，若中美能建立更頻繁的對話機制，讓經貿團隊保持持續溝通，同時推動兩國領導人經常性會晤，將可能有效解決協議執行難的問題。他強調，首腦及高層對話機制能夠通過自上而下的管理，為協議執行保駕護航。此外，他特別指出，APEC峰會的核心定位是推動協議達成，而非監督協議執行，協議執行的難題還需依賴後續更具針對性的機制與努力來破解。
中評社記者：若在APEC峰會上實現領導人對話，應聚焦哪些議題才能避免重蹈“協議難以落地”的問題？
達巍指出，APEC峰會上領導人對話首要意義在於釋放關鍵信號。這種信號需傳遞至兩國各界及政府內部，核心是明確“中美關係仍要穩定、且能夠穩定”的共識。
在破解“協議難以落地”的問題上，達巍認為建立健全高層對話機制是關鍵。他回顧2017年習近平主席赴海湖莊園會晤時中美新建的4個高級別對話合作機制——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指出當前雙方在機制建設上存在明顯短板：經濟貿易對話雖得以保留，但機制性不足；軍事安全對話雖有開展，但頻率不夠；外交安全對話與社會人文對話則處於缺失狀態。基於此，達巍認為，APEC峰會上領導人對話應聚焦推動重建和完善上述關鍵領域機制，從多維度夯實中美關係基礎。
此外，達巍提到，對話中可針對具體議題形成初步共識方向，例如在芬太尼等問題上，即便暫未達成完整解決方案，也可明確“雙方同意朝著合作方向推進”的立場，通過建立初步合作通道，為後續協議落地積累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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