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資本轉化的繼承性與創新性：共同性的價值內核
文化資本是城市共同性的精神紐帶，其轉化需處理好“傳統延續”與“現代創新”的雙重塑造：繼承性錨定共同性的歷史根基，創新性拓展共同性的當代邊界，二者在動態平衡中構築起群體認同的價值基石。
文化資本的繼承性，是共同性得以生成的“群體記憶密碼”。它通過對傳統符號、技藝譜系、價值觀念的延續，將個體聯結於一條跨越代際的文化脈絡中，形成“我們共享同一種文化基因”的認同基礎。個體在熟悉的文化符號中確認“我屬於這裡”，而群體則在共享的繼承行為中凝聚“我們共有的過去”。這種基於繼承的共同性，是對抗現代性碎片化的重要力量——它讓文化資本不淪為離散的符號，而成為聯結過去與現在的“意義紐帶”。
文化資本的創新性，是共同性保持生命力的動力轉化器。它通過對傳統的創造性重構，讓文化資本適配新的社會語境，吸納更廣泛的群體參與，從而將共同性從小衆傳承推向大衆共享。
繼承性與創新性的張力平衡恰恰是共同性價值內核的核心要義：既不能因固守傳統而讓共同性淪為封閉的文化孤島，也不能因盲目創新而讓共同性失去歷史根基淪為空洞的符號游戲。
文化資本的繼承與創新，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共同性價值內核的一體兩面。繼承讓共同性有“根”，創新讓共同性有“翼”；繼承性為創新性提供意義母體，確保創新不偏離群體共享的價值底色；創新性為繼承性注入現代性活力，讓傳統在新的實踐中不斷生成新的共同體驗。唯有扎根歷史又擁抱變化，文化資本才能真正成為聯結個體、凝聚群體的價值黏合劑。
（五）智能數聯的普惠化與技術正義：共同性的技術賦能
智能數聯技術是城市共同性的賦能工具，但始終繞不開“普惠化”與“技術正義”的雙重命題。前者解決技術紅利的覆蓋廣度，後者確保技術應用的“價值尺度”，二者共同築起技術時代共同性的物質與倫理基礎——讓技術不僅是效率工具，更成為聯結個體、凝聚群體的數字紐帶。
智能數聯的普惠化，是共同性得以技術賦能的前提。它打破技術鴻溝對群體的區隔，通過降低使用門檻、拓展服務半徑、均衡資源分配，讓不同年齡、階層、地域甚至語言的人都能平等接入數字生態，共享技術帶來的便利與機會，從而夯實“我們共在一個技術共同體”的物質基礎。
技術本身的中性特質，需要技術正義為其注入倫理坐標，防止智能數聯在賦能共同性的過程中被異化為新的排斥工具。技術正義的核心，是確保技術應用不強化既有社會階層的固化、不分化出新的不平等，而是成為矯正差異、保障權利的平衡器，其關鍵在於破解“算法歧視”“數據壟斷”“數字霸權”三大陷阱。
智能數聯對共同性的賦能，從來不是技術的單向輸出，而是社會對技術的主動塑造。當普惠化讓技術觸達每個角落，當技術正義讓技術恪守倫理底綫，智能數聯便能超越工具理性，成為凝聚共識、保障權益、促進共生的“共同性基礎設施”。正如數字人類學家羅薩里奧（Rosario Rogel-Salazar）所言：智能數聯的終極價值，在於創造一個技術支持的共同體，而非被技術統治的共同體。
（六） 城市群協同與城鄉輻射：共同性的空間尺度拓展
共同性的實現需要最大限度地突破行政邊界，在更大空間尺度上構建中國式協同體系。城市群落的協同發展，必須通過打破行政壁壘、重構要素流動格局，將共同性的空間尺度從單一城市推向區域共同體，形成跨域共享的新形態。這種協同不是簡單的城市叠加，而是通過基礎設施互聯、公共服務互通、生態治理聯動，構建超越行政區劃的“共同利益場域”。
城市群落協同對共同性的拓展，本質是通過“去邊界化”重構利益關係。當區域內的教育、醫療、生態等資源形成互補共享的網絡，個體對共同性的認知便從“我屬於某座城市”轉變為“我屬於這個群落”，這種認同尺度的擴大，為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了深層的價值支撑。
城鄉輻射對共同性的拓展，核心是打破空間等級的固化思維：鄉村不再是城市的附屬，而是城市共同性的“有機組成”；城市與鄉村的差異不再是割裂的理由，而是互補的資源，相互交織、彼此支撑，共同構建起“區域-城鄉-社區”多尺度嵌套的共同性立體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大尺度的區域協同為中小尺度的城鄉互動提供資源與規則支撑，而小尺度的城鄉融合則為區域協同注入基層活力。
城市群落的協同與城鄉發展的輻射，本質是一場共同性的空間革命，它突破了行政邊界的束縛，打破了城鄉二元的割裂，讓共同性的尺度從“局部”走向“全域”，從“單一”走向“多元”，不僅為中國的區域協調發展與城鄉融合提供了實踐路徑，更重塑了個體與群體、局部與整體的關係，讓“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理念在空間尺度的延伸中獲得了更豐富的內涵與更堅實的支點。
（七）金融資本的善用與規制：共同性的動力保障
金融資本是中國式城市共同性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但必須通過系統的科學規制防止其無邊界異化的風險，將最終目標指向城市建設的公共價值與長遠利益。既要打破路徑依賴與制度壁壘，又要重置“公共價值優先”的底綫，讓金融創新始終錨定城市發展的人民性、普惠性與可持續性。
現有金融資本理論多植根於西方“資本中心主義”邏輯，將資本效率置於首位，難以解釋中國式城市建設中“政府引導-市場協同-公共目標”的複合邏輯。需建立以“公共價值賦能”為核心的新思路：
其一，確立“城市共同性”的價值坐標。將金融資本的功能定位從“利潤最大化工具”加和為“城市公共品供給的賦能者”、“區域協調發展的黏合劑”、“代際公平的守護者”。在城市更新中，金融資本的價值不僅體現為項目回報率，更應納入居民滿意度、歷史文脈保護度、生態友好實現度等公共指標。
其二，破解政府與市場的二元對立迷思，通過“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公共目標”的制度創新釋放資本活力，政府通過設立城市引導基金撬動社會資本，起到既制約資本在城市再生中的無序擴張，又解決公共項目融資難的作用。
其三，現有金融資本對城市發展的束縛，集中體現為“三難”：公共項目盈利性弱導致資本“不願進”；中小城市信用不足導致資本“不敢進”；新型城市需求，缺乏適配工具導致資本“不會進”。破解這些難題，需要實踐層面的系統性創新：
（1）工具創新：讓金融資本適配城市公共需求。開發公共價值掛鈎型金融產品，創新城市更新金融工具箱：整合專項債、PPP（公共建設民間參與）、城市更新基金，特別是社區信托等工具，推出“滾動開發”模式——用舊廠區改造的商業部分收益反哺歷史建築修復、社區公園建設，通過“肥瘦搭配”平衡資本收益與公共價值，突破單一項目的盈利限制。將碳減排權、生態補償收益納入融資增信，既解決了生態項目融資難，又讓資本分享生態改善的長期價值，突破“生態投入衹花錢不賺錢”的誤區。
（2）模式創新：讓金融資本“涓滴”至城市發展薄弱環節。構建城市圈相互參與的金融協同機制，設立跨區域地方金融機構聯盟、銀團貸款聯盟，約定資本在核心城市與周邊中小城市的投放比例，突破行政壁壘導致的資本“空間分割”。引入信托機制，將碎片化的土地從“小農經濟”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構築土地的初始金融信用，為中國特色的土地所有權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奠定實踐基礎。促使“縣域信用”成為銜接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渡橋性力量。
（3）場景創新：讓金融資本對接城市未來需求。創新政策組合，建立并拓展數字資產的入表、質押以及與股權投資、風險投資、信托投資的融合模式，讓長期資本、耐心資本、共同性資本分享城市數字化長期紅利。
（4）規制革新：建立“創新容錯”與“風險防化”的平衡機制，讓金融資本始終在服務城市共同性的軌道上運行。明確禁止金融資本壟斷和私有化公共服務領域；構建“全生命周期”風險管控體系，在項目立項階段引入公共價值評估，融資階段強化穿透式監管，運營階段建立“公衆監督機制”。創新“央地協同”的規制彈性，允許超大都市圈試點跨區域土地出讓金共享抵押，推動金融工具創新—共同利益綁定，通過PPP模式、社區土地信托等形式，使資本收益與社區發展、民生改善直接掛鈎。
四、把共同性空間還給公衆
城市共同性的本質，是讓城市空間從“資本的容器”回歸“人的家園”，人民性是根基，普惠性是路徑，開放性是保障，三者共同構成“空間屬於人民”的完整邏輯，最終指向“城市為人民而建、由人民共享”的共同性價值。
1.人民性，重塑城市空間的主體性
城市共同性的人民性，首先要打破“精英規劃”“資本主導”的空間生產邏輯，讓市民從“空間的使用者”躍升為“空間的塑造者”。這意味著將決策權還給人民。在城市更新中，由決策者、執行者和使用者共同組成“空間治理委員會”，共同決定公園的開閉、公共活動區設置、老槐樹的去留、讓空間功能貼合真實生活需求。拒絕“千城一面”的同質化改造，守護不同群體的空間記憶。活用“老虎窗”、“石庫門天井”“牌樓戲台”等城市歷史生活印記，讓多元化的生活史成為城市共同未來的一部分。
發展權惠及全民城市空間的增值收益應反哺社會而非僅流向資本。土地增值部分提取不低於20%設立城市發展共同基金用於在地性公共服務，讓“空間升值”轉化為“民生改善”，而非少數人的財富狂歡。
2.普惠性：打破空間的隱形壁壘，讓每個群體都能“觸手可及”
城市空間的“共同性缺失”，往往體現為“空間排斥”——高檔小區的封閉、大學的圍墻、公共設施的自由空間、核心區的高門檻、將部分群體擋在“共同空間”之外。普惠性的關鍵，是拆除這些壁壘，讓空間服務覆蓋所有群體。
消弭“空間鴻溝”，保障基礎權益，針對低收入群體、新市民的空間困境，避免形成“貧民窟式”隔離；讓城市的服務者也能便捷使用公共空間。關注“特殊群體的空間適配”，為老年人、殘障人士等群體打造無障礙空間，是普惠性的底綫。在社區技改中，強制要求加裝電梯、同步設置輪椅通道，讓失能老人、特殊群體，真正感受到現代空間的包容。
3.開放性：拆除空間的排他性邊界，讓城市成為流動的共同體
封閉性是共同性的天敵。開放的要義，是讓空間從私有領域、專屬領域回歸公共領域，促進不同群體的交融共生。逐步消解封閉式小區對城市肌理的割裂，讓城市的毛細血管貫通無阻。
數字空間的開放共享，延伸共同性的邊界，在智慧城市時代，數字空間的開放性是共同性的新維度。“城市大腦”應向居民開放部分數據查詢權限，讓居民通過數字工具參與空間治理，讓數字空間成為物理空間共同性的放大器。
把共同性空間還給人民，從來不是簡單的空間改造，而是一場深刻的“權利重構”——它要求城市告別“為增長而建”的邏輯，轉向“為生命而建”；弱化“少數人主導”的規劃，轉向“所有人參與”的共治。這樣的城市空間，才真正實現了“人民性、普惠性、開放性”的共同性要義——因為它不僅是物理的容器，更是“我們共同生活”的證明。
五、結論與展望
中國式城市建設的共同性，本質上是通過制度創新重構城市發展的價值排序，將“人的需求”置於資本邏輯與技術理性之上。其獨特路徑表現為：以土地集約為物質基礎，以空間正義為權利保障，以社會多樣性為結構支撑，以文化資本為價值紐帶，以技術普惠為賦能工具，以區域協同為尺度拓展，以資本善用為動力平衡。
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深化三方面內容：一是構建共同性評估的量化指標體系；二是解析不同城市類型共同性建設的差異化路徑；三是探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共同性與全球治理的互動關係。唯有如此，才能為中國式城市現代化提供更具操作性的理論指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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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9月號，總第333期，P100-1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