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尋味的是，中國科協的一項調查顯示，44.1%的人對博士生的印象是“抄襲嚴重，水分很多”；56.8%的人認為一心為搞研究讀博士的人太少了；50.6%的人感到現在的博士越來越多，已經不稀罕了；還有29.0%的人對博士的印象是“書呆子，創新能力較弱”。對一直以來都令社會不齒甚至憤怒的“學術不端行為”，分別有39%和23%的博士認為是“值得同情”和“可以原諒”的。其理由無非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不過，王義遒談到在參與北大博士生論文答辯時發現，很多博士論文質量遠超過10年前的水平，加之現在國內的各種實驗儀器、設備已經和國際接軌，博士生的眼界和能力也大大提高。當然，“各個大學的情況不一樣，博士生教育也存在優劣。不過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博士太多，師資不夠。”他認為，如今博士質量下降也許主要是指部分文科博士生和在職博士生。特別是文科在職博士生，有很多官員和企業家就讀，含金量較小，“北大現在已經不招文科在職博士生了。”
中科院軟件研究所計算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博士研究生黃沛傑通過對104名在讀博士的走訪調查，近日完成了一份《中國博士的理想與徘徊》專題報告。受訪者包括普通博士、碩博連讀、直博。調查發現，有60%的人表示讀博士是為了提升能力，從而找到更好的工作；30%的人認為這與出國深造、工作一樣，只是道路的選擇不同；有21%的人是為了追求穩定的生活，更容易找到穩定職業；還有一些人認為讀博是一項時間與機會成本的投資。受訪者普遍認為，客觀環境是造成困惑的重要因素，表現在雜事多，無法專心工作；得到的指導不足；經濟壓力大，生活需求不能滿足；科研工作壓力大，課題難度高或工程量大；能力培養知識面廣度達不到要求；專業領域深度達不到單位要求；在社會見識與工作經驗上與已工作同學有差距；交往圈子小、社會關係資源不足等。受訪者一些人認為中國是一個重視學位的社會，博士頭銜可以增加信用和承認度；一部分人認為讀博士，可以為自己提供創業的能力和機會；一部分人對學術研究有濃厚興趣，想成為學術界大師級人物。他們中意的就業類型依次為：研究機構與高校、外資企業、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以及黨政機關等。
環顧改革開放以來，各行各業、各個領域都先後不同程度引進了新的機制。但是博士研究生教育歷史短、變化小，一直是自上而下下達博士招生指標，高校將指標分配給指導教師，與科學研究不完全相關。在某種角度上可以說，博士招生指標是國家給博士指導教師無償使用的資源。這實際上是將博士研究生與本科生等同，而忽略了博士生是“准科研人員”的特殊角色。博士生指導教師應該是一種基本資格，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能否招生還取決於指導教師能否爭取到科研課題，包括經費是否充足。國內不少博士生指導教師根本沒有高水平研究課題和必要科研經費，甚至幹脆沒有課題和經費也可以招生。這樣就造成博士生培養與實際科研脫節，很難做到博士生科研能力的提高。很多學校博士生課程未能達到博士層級應有的要求和特色，與碩士甚至本科層次重複，或者僅僅在橫向層面擴展而深度不夠，達不到掌握寬廣基礎理論與系統深入專門知識的要求。博士生課程中反映最新科研成果的前沿性課程也普遍不足。在多數情況下實行的單一導師指導方式也不適應邊緣學科，新興、交叉學科不斷湧現，跨學科培養博士研究生的要求。
從國家教育部直屬高校研究生參與研究與發展課題統計情況來看：參與科學研究與發展課題(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的研究生只占在校研究生總數的20%左右，參與科技服務課題(研究與發展成果應用、其他科技服務)的研究生占總數的比例更低於10%。可見博士研究生科研能力訓練的程度普遍不足。從博士生在讀期間在自然(《Nature》)、科學(《Science》)等頂尖級學術雜誌上發表論文的數量來看，中國博士生的科研創新能力與美國（哈佛大學四年統計在讀博士生發表於這兩個雜誌的論文分別為203、184篇）相比有較大差距。
應該看到，擴招不是原罪，是國家發展的大勢所趨，但博士生擴招要有限度，要寧缺毋濫，切忌盲從“擴招大潮”。正如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原校長王大中院士所言：“必須考慮社會需求、科研投入、導師力量、學校辦學條件等因素，要加強對博士生教育規模的宏觀調控。同時要以提高博士生培養質量為中心，促進博士生教育的規模、質量、結構效益的協調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