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閉關，可以說我把這個問題看得更透徹了。我說我們的國家病了，我們的國家真的病了，各位試想，如果社會不在意真誠，我們哪有信任？如果社會不在意是非，我們哪有道德？如果社會不在意理性，我們哪有方向？如果社會不在意因果，我們哪有明天？
我們的國家真的病了，“病因不在政策，而在政治，更在我們這些從事政治的人”。很多人都說，那些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的重要官員，比如孫運璿、李國鼎等前輩，如果在今天的政壇，他們也一樣束手無策，因為他們就算再會擬定政策，也沒有政治空間可以讓他們揮灑。所以我們是病在政治，政治上有太多人不擇手段，視不真誠與反覆為能幹，視能捲起風潮以謀取政治利益為本事，上可以背叛國家，下當然就可以黨同伐異，上行下效的結果，國事也就不堪聞問了。
如果說這個病還只是一些個別的人的不擇手段，也許還好。但是我很清楚地看到，它已經發展為一種“民粹政治”的結構，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可以因為一個部隊管教不當的事件而把軍法整個給廢掉了，這是一種成比例的理性決策嗎？可是民粹政治已經成為一頭怪獸，只要發動，就沒有人可以抵擋得住，它以摧枯拉朽之勢，成為國家最重要的決策方式。
而且很不幸的，這個民粹政治的發動力量，主要掌握在綠營人士以及部分所謂的名嘴與媒體手里，他們擁有定義敵我的權力，於是民粹的刀鋒所指，對象就很快被輾成碎粉。這當然不是說綠營有多厲害，之所以造成這股民粹的狂潮，綠營固然要負相當責任，藍營的放棄抵抗，乃至部分有影響力人士的推波助瀾，恐怕也要負起同等的責任。
所以不只國家病成了這樣，我還看到我們的黨也病了。也許各位還記得，我六月十日在中央黨部的講話，我說這麼些年我們的黨在立場上是不是產生了漂移，我們“是不是總在不該模糊的地方模糊了，在不該妥協的地方妥協了，也在不該姑息的地方姑息了，更在不該放棄的地方放棄了”。的確，這些年來，我們的黨經常讓外界感到是軟弱的、媚俗的、沒有立場的、遇到壓力就立刻退卻的。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課綱問題，我們的“教育部”遇到了壓力，就只好同意新舊兩案並行，放棄了自己的立場，讓違背“憲法”的課綱與遵守“憲法”的課綱並存。為甚麼會如此呢？
這段時間以來，在這點上我的感覺更是深刻。這段日子，有不少人好意地告訴我，選舉的首要目標就是勝選，只有贏得選舉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因而勝選是唯一的真理。也有人用他的經驗告訴我，我們台灣人民“好騙不好教”，不要談太深的道理，人民是聽不懂的，要迎合多數人的想法，才能得到選票。是這樣的嗎？我了解他們是關心我，也希望我能夠勝選。靜思期間我不斷地問我自己，選舉要求勝選好像是天經地義的，但我們該要一種甚麼樣的勝選？台灣這二十年來經常有選舉，勝選的人無數，“總統”也換了好幾位，他們都勝選了，台灣卻每下愈況，請問這樣的勝選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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