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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行政院”新聞局長、前公共電視台董事長邵玉銘。（中評社 倪鴻祥攝） |
中評社台北11月22日電（記者 倪鴻祥）今年是保釣運動發起五十周年，前“行政院”新聞局長、前公共電視台董事長邵玉銘在保釣研討會上表示，現在日本經濟對中國大陸仰賴甚深，如中國政府施以經濟壓力， 日本可能願意和中國談判釣魚台問題，希望中國政府能對日本採取積極交涉的作為，除對中華民族有所交代，也對當年在美國為保釣而努力的數千人的一點回饋。
“第七屆光復釣魚台行動論壇”21日上午舉辦“保釣運動發起50周年紀念研討會”，主持人為台灣釣魚台光復會理事長、東吳大學名譽教授劉源俊，馬英九，新黨榮譽主席郁慕明、釣魚台教育協會理事長陳美霞等人受邀致詞。
邵玉銘下午參與研討，以“保釣談中國知識份子的問政態度-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為題提出六點看法。
邵玉銘分析，第一是民族主義問題。民族主義的對象不應該只限於國家或者是政府，廣大的人民才是更該關切的對象。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台灣在民主上，香港與新加坡在經濟上，還有北美等地高級知識份子在專業上，都應該“化作春泥更護花”來灌溉祖國的土地與人民。
他指出，第二是民主素養問題。過去兩岸的留學生經常因為政治立場不同互相對罵，1971 年 9 月他在芝加哥大學念書時，就曾和沈君山一起遭到一、二十位 左派的學生包圍、大聲斥責，而且幾乎要拳腳相向；當然，右派留學生也會質疑沈君山的思想、立場，差點大打動手，可見當年在美國左右鬥爭之激烈，這使他想起胡適在 1950 年代所提“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主張，實在明智。
他說，第三是追求知識問題。當年知識份子對追求知識的輕慢，許多人辯解當年對中國認識不清，是因為當年在美國的中國資訊不足，他不能同意，因為他在 1968 年到 1971 年，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和電視都看得到許多資料，所以他並沒有什麼“先知先覺”。知識份子對讀書不求甚解，或者偏執一個理論而罔顧其他，在保釣運動也有一個例子，時至今日有人對保釣歷史的詮釋， 還是比喻失當，例如有人認為保釣及統一運動刊物開啟了兩岸的大和解，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邵玉銘表示，第一、保釣運動中所出版刊物，絕無所謂“兩岸的大和解”的訊息。1978 年中國大陸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在經濟方面帶來極為驚人的成果，這是兩岸和解的一個基礎。1987 年台灣解除戒嚴、開放老兵探親，台商開始進入大陸。2005 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到馬英九上台，兩岸共同建造的和平架構，這些發展才是兩岸大和解的原因，與保釣及其刊物無關。
邵玉銘指出，第四是政治行為的標準與倫理問題。知識份子問政的標準應是一個標準，不可以對不同政府採用不同標準。保釣人士注重的是釣魚台主權歸屬和民族尊嚴，而當時台灣政府的燃眉之急是如何維持聯合國席次，對釣魚台問題，政府只表達立場而未有較大動作，這就造成學生與政府立場互異的結果。
他說，事隔四十年，大家可以平心靜氣來評論這件事。當年政府未與日本協商釣魚台主權爭議的理由當然是不願開罪日本，以免影響日本對台灣在聯合國席次之支持。
邵玉銘表示，第五是知識份子風骨問題。在保釣期間，大家好像都在比賽，誰最愛中國、誰最愛中華民族，而每個人對這兩個問題都發表了不少言論，但時間是最好、也是最公平的裁判，四十年後可以自我檢驗。他對當年參加保釣運動的人士，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心口如一”，不要當年“愛中國”、“愛人民”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到後來忘諸腦外。所以無論今日身在何處，當年保釣時對國家與民族的心志都應永存心懷。
邵玉銘指出，第六是如何解決釣魚台問題。釣魚台問題解決只有三途。第一、中日雙方因為都是聯合國會員國，應將此問題交由國際法院予以仲裁。但是，釣魚台目前在日本控制之中，日本對於仲裁的結果並無信心，所以一定不會接受仲裁。
他說，第二、中方以武力奪取，此亦不可能。第三、中日雙方談判。
邵玉銘強調，日本 1895 年佔領釣魚台，日本標榜“無主地先占”之原則而取得釣魚台，此一主張實難以在國際法上成立。第一、日本從 1885 到 1894 年間，日本政府內部有十餘份官文書顯示，日本外務省知道釣魚台並非無主地，所以不准琉球縣前往釣魚台列嶼從事任何侵佔之行動。
他指出，第二、日本 1895年佔領釣魚台後，並未依照國際法予以公告，也未在該列嶼作任何建置。
邵玉銘表示，今日日本經濟對大陸仰賴甚深，如中國政府施以經濟壓力，日本是可能願意和中國談判釣魚台問題。不過即使談判，對釣魚台主權歸屬雙方恐仍無法達成協議，但是中日雙方共同開發釣魚台海域及其資源應是可行的解決之道，希望中國政府能對日本採取積極交涉的作為，一方面是對中華民族有所交代，二方面也算是對當年在美國為保釣而努力的數千人的一點回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