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安倍辭職為中日關系也遺留下歷史、現實和將來的三大負面清單：
第一，歷史問題。安倍首相辭職時曾獲得了不少中國老百姓的肯定，但他隨後在9月19號參拜靖國神社，可謂晚節不保，但真實反映其右翼史觀的初心不改，中國老百姓對其評價一夜之間發生變化，惡評如潮。釣魚島問題，本質上也是歷史問題。安倍執政期間，大肆強化了釣魚島領土認知爭端，日本媒體幾乎每天報道中國公務船入侵日本領海，事實上成為日本國民對華負面認識的主因之一。安倍2013年12月公然參拜靖國神社，是繼小泉之後日本首相時隔八年之後的嚴重事件，致使中日關系再次跌入冰點。安倍及安倍政權的這種做法給中日關系實際留下了最嚴重的負面資產和最大政治安全隱患。
第二，台灣問題。現在的台海緊張主要來自於台灣島內“台獨”聲調的提高，當然也包括外部勢力的支持，在很多問題上突破了以往的紅綫。相比安倍首相在2012年從民主黨手裡接受政權時，他接受的中日關系中的負面資產只有領土爭端一個問題，當時台灣問題對中日關系的影響基本是穩定的，但通過安倍首相就任這幾年，大家都能看到，在安倍前首相辭職時，台灣問題應該說成為了一個非常突出和極為敏感的負面資產。
第三，安倍第二次執政後提出“積極的和平主義”理念，積極開展“俯瞰地球儀外交”，實際上是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動攻勢。日本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具有全球的視野無可厚非，但是這當中蘊藏冷戰思維，存在針對中國的、基於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戰略，如不遺餘力地推行針對中國的所謂“印太戰略”（後改為“印太構想”），我認為這為未來地區和國際關系中的中日關系留下了一個不確定甚至複雜危險的消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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