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負面影響因素，是如何認識近年來在香港和台灣出現的一些新問題。特朗普政府現在明顯對中國搞所謂的政治認同，強調西方的民主認同，強調民主國家的聯合，把中國視為與民主國家不同的國家，這深刻地影響到日本的輿論，促使日本從所謂的“自由”、“民主”角度來認識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與中國從國家領土主權與治理的角度來認知完全不同。日本在這些方面深受美國西方的輿論影響，這是影響到後安倍時代中日關係的一個重要的負面因素，值得我們關注和引起警惕。
但中日兩國畢竟是搬不走的鄰居，從這次菅義偉首相和習近平主席的通話中可以看到，穩定中日關係還是日本對華政策的基調。如何繼續在穩定的基礎上推動中日關係的發展，尋找合作空間，這是通話中體現的積極一面。
包霞琴認為，中日兩國有非常廣泛的合作和發展空間。第一，通話強調了繼續保持高層的緊密溝通與合作，而“高層引領”是中日關係重回正常軌道的重要特點。菅義偉多次強調要繼續保持高層的緊密溝通具有積極意義。第二，菅義偉提到，中日關係不僅是一對雙邊關係，更是對地區和國際社會都有非常大影響力的關係，所以要承擔起地區和世界和平發展的責任，這個表態也是非常積極的。第三，經貿關係依然是中日關係的壓艙石。雖然疫情之後，中日之間在供應鏈、價值鏈等方面出現困難，但隨著中國疫情的好轉，從5月份開始，中日之間的經貿往來又恢復了，而且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的調研，在中國的日本企業準備繼續留在中國、甚至要擴大在中國投資的企業數量占大多數。日本企業仍然非常看重中國的市場，他們重視地產地銷，很多企業認為，如果回到日本或轉移到東南亞，商品還要賣回到中國，實際成本將上升，所以在中國生產在中國銷售是最節約成本的。我認為，疫情之後，科技戰、脫鈎戰、貿易戰等確實給中日關係帶來了一些負面的影響，但是長遠來看，只要中國經濟能夠穩定發展，疫情能夠得到控制，那麼日本在華的投資或企業經營都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所以，我們在評判後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時，對於負面和正面的清單都應該梳理，要有客觀的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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