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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韓青年研究員們“雲”上討論（中評社 梁帆攝） |
韓國全球戰略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申宜粲就韓國的公共外交發表了其看法，他說，冷戰結束前，韓國的公共外交因意識形態的矛盾而受到限制，其作用也僅限於提高韓國國際地位的體育或文化知識外交。此後，公共外交從2010年開始正式被國民所熟知，並於2016年實施了政府主導的公共外交戰略，制定了《公共外交法》。此外，韓國在文在寅政府成立後的2018年設立了國家外交中心，為應對各種各樣的問題，公共外交項目不斷增加。在這方面,韓國正在成為一個核心作用的公共外交在國際社會基於實現中等力量國家的狀態,可以創造價值和規範在國際社會通過文化外交代表韓國流行音樂和韓劇和分享經濟增長經驗。但是，韓國的公共外交也存在不少問題。首先，韓國的公共外交是以國家為中心的公共外交。第二，由於政權更迭，韓國的對外政策出現了混亂，很難獲得國際社會的長期信任。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有必要參考德國和挪威的事例。韓國應該積極利用韓國的外交資產，確立自己的獨立地位的國際政治現實，在國際社會中構建韓國自己的中間價值和規範。另外，即使政府更迭後政策必然會發生變化，也要以國民的共識為基礎，持續推進長期方向。
韓國全球戰略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高升華則分析了朝鮮金家三父子的個性以此來分析朝鮮對外的外交挑釁。她表示，這三位領導者都是自戀者。他們在“王國”中長大，整個國家都崇拜他們的血統。然而，根據他們成長的背景和特點，自戀表現出不同的形式。金日成是無所畏懼的自戀者，金正日是遮遮掩掩的自戀者，而金正恩是令人畏懼的自戀者，了解他們的性格可能會提高解讀和預測朝鮮進一步挑釁的準確性。
韓國全球戰略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閔銳表示，冷戰結束後的東亞盟友關係可以用威脅均衡論來進行解釋。韓國和日本是美國在東亞平衡地區力量的重要盟友。隨著美國加大對中國崛起的牽制，美國在不斷強化和韓國與日本的關係。今年3月美國分別與日本和韓國進行2+2對話。比較會談後‘美日聯合聲明’和韓國外長的回應可以發現，日本積極應對美國的對華政策，而韓國‘不選邊’的政策搖擺於中美之間。韓國和日本對華認知的差異存在於兩個變量：對華貿易依存度上韓國高於日本，對華區域戰略競爭上日本高於韓國。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中韓在經濟上的合作不斷深化，而中日在區域領導力上的戰略競爭持續加劇。這使得‘威脅認知’在中韓之間相對減緩，在中日之間逐步加大。尤其在新冠疫情歷經兩年後，出於中國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的成果，使得經濟得以快速恢復。其後，韓國將更加依賴中國穩定的市場來恢復經濟，而日本則將面臨中國持續增速的國力而帶來的戰略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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