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香港政府對在港內地人才存在政策性歧視，切勿渾然不知。
我們發現，目前香港不斷在爭取內地人才來港工作，但是對內地人才卻存在非常嚴重的歧視政策，這又是一大悖論。內地來港人才最終取得居留權的比例非常低，當中一定有政策歧視的問題。具體來講，內地人才最感無奈的是，無論在香港工作了多久，只要不拿永久居民證件，他們在香港購房定居就需付出額外15%的買家印花稅；又如，在疫情期間香港政府對全民發補助津貼，但是對這類內地人才則置之不理，毫無表示，儘管這些內地人才早已經是納稅大戶，是香港各行各業的中堅；內地人才因為有內地教育背景，在香港就成為非我族類，難於加入香港公務員體系；內地的高等教育學歷在香港不僅沒有得到尊重與認同，還遭受不當歧視，如此等等，都與政府政策中存在的歧視性有直接關係。
事實上，這些高學歷、高技術能力的內地人才是推動香港社會發展的生力軍，但因為政策的歧視，令他們自稱為“港漂”，總覺得自己在香港依然是個漂浮著的個體，對香港存在無法消除的疏離感乃至反感，久而久之也逐漸失去了在此紮根的想法。我們以為，不管是哪裡來港的人才，都應該是“唯能力論”，但是內地人才佔最大的比例，不可忽視。消除政策歧視，最大程度發揮內地人才的作用，是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無可推卸的重要責任，必須審視修正相關歧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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