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岸田提出了“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方針，反映了岸田的外交戰略的基本構想。具體就對華政策而言，主要包括兩個含義，首先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原來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流派，但岸田所說的含義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他本人的政治理念是自由主義，但他實際上更注重現實國際政治的現實態勢，注重務實，強調主體意識、戰略意識和外交手段多元化。其次是“新時代”。就是要在對華外交中注重新時代的新變化。具體來講，對於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以及中日關係，根據新時代的實際情況進行研判，作出應付。實際研判的重要的標準是力量對比的變化，日本意識到隨著中日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中日不能走向對抗狀態。“新時代”中日之間的矛盾點和對抗性或許會增加，但是不能陷入“有對抗而無對話，有競爭而無合作”的狀態。與以前安倍提出的“俯瞰地球儀外交”、“價值觀外交”相比，岸田提出的“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方針對於今後中日緊張關係的逐步改善或許是一種有利的信號。
中評社記者:您說過中日關係的新的常態是“競合共生”，中日未來具體應該怎麼展開良性競爭，又能設立哪些機制去避免惡性競爭？
汪鴻祥：我這幾年多次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提出了一個自己的觀點，就是中日“競合共生”。我認為“競合共生”是新時代中日關係的新常態，這種新常態現在也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競合共生”包括兩個含義。所謂的“競合”，有人把它理解為競爭與合作，其實原來日文指的是相互競爭的意思。在相互競爭的同時要共生，就是要相互聯繫，互利互惠，共同生存。原來有的人講“競合”，實際上僅僅講了競爭的一面，我覺得一定要加上共生的一面。中日兩國是地球上搬不走的鄰居，當然要共同在地球上生存下去，誰也不會離開地球，而且經過50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的深層關係。所以彼此既有競爭又要合作，既有對立又要對話。
我覺得，中日關係不是單純地選擇往東還是往西的問題，而且也不能簡單粗暴地斷言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實際上，日本的對華政策具有鮮明的兩面性，以前講“安保是美國、經濟是中國”，這幾年日本偏向美國多了，但也沒有完全放棄“雙軌”，無非就是其狀態程度有所變化。日本對華政策的兩面性反映到中日關係上是一種錯綜復雜的現象，不是單色調，而是多色調，所以目前中日關係不是處於“關鍵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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