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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嘉賓線上截圖（圖片來源：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提供） |
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院長於運全主要從中美智庫交流與國際傳播的角度談及自己對於中美關係的看法。他表示，在當前中美既競爭又合作的背景下，處理好台灣問題並非競爭的籌碼，而是兩國務實合作的前提。關於台灣問題的正確認知和信號傳遞對處理好中美關係、維護整體穩定有著關鍵的作用和全局性的意義。用歷史的眼光長遠地看待中美關係發展的態勢，採取專業化的方法也是我們應汲取的歷史經驗。於運全還提到，國家治理的效能是大國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關鍵。中美兩國國家治理政策的協調對於全球治理和國際關係產生的重要影響也是雙方可以展開合作研究的領域，雙方的交流對話不應只限於外交往來。於運全認為，中美關係在未來兩三年內依然存在回暖的窗口期，而這需要兩國智庫、研究機構和媒體等各屆專業人士加強戰略溝通，清晰準確穩定地傳遞雙方的權威政策信號，負責任地向政府和公眾做出闡釋，避免不必要的誤讀與誤判。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袁征提到，近年來美國國內民粹主義的抬頭使得美國國內向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意願下降，美國國內的矛盾一時難以解決，而這與新興大國的崛起形成對比。美國國內現狀引發其戰略界和精英階層焦慮感的上升，以致需要樹立外部敵人以緩解國內矛盾而增強內部凝聚力。美國左右世界能力的下降與其竭力維護主導地位的野心使得美國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加狹隘和自私。拜登執政以來，美國將中國定位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用零和思維處理涉華問題，以意識形態定位對華政策性質，試圖阻礙中國崛起，用其現有的軍事、科技、金融等領域的優勢和主導地位打壓中國。袁征表示，美國的霸權主義言行背離了全球化時代相互依存、合作共贏的精神。美國的一己之私正在將世界拖入一個更加動蕩不定、風險加大的時代。美國難以改變其霸權主義邏輯，不斷干預中國內政，而中方也需要採取一定的反制措施維護自身的核心利益，因此雙方的矛盾實際上是在加劇，事態正在螺旋升級。袁征認為，中美兩國關係注定要經歷一個動蕩不定的時刻，在未來的五年到十年裡其挑戰大於機遇。兩國應採取行動避免兩國正面碰撞，美方必須停止侵害中國主權，以實際行動遵守其在台灣問題上的承諾。而在這樣的原則性問題上，中方無法也不會退讓。若雙方難以達成妥協，中美關係發生實質性改善的前景只會更加黯淡。
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夏立平首先談及了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存在著的四大障礙。第一大障礙是美國國會中的鷹派反華議員，不論是共和黨議員還是民主黨議員都一致想要掏空甚至拋棄“一個中國”原則，典型的例證就是最近的“台灣政策法”。該法案既有經濟利益的驅動也有戰略意圖。一方面，美國深層政府(Deep state)和軍工復合體希望台海局勢更加緊張，從而向台海地區兜售武器、提供軍援。另一方面，美國部分鷹派議員利用台灣問題制約中國發展，不惜把台灣推入戰火以遏制中國發展。第二大障礙是拜登政府在應對美國國會反華舉措時的軟弱無力，其無法阻止佩洛西訪台，也難以阻止“台灣政策法”通過。第三個障礙是台灣當局企圖依靠美國謀取台獨。第四個障礙則是新冠疫情使得中美專家學者幾乎難以有面對面的線下交流，這在一定程度上嚴重損害了雙方的相互瞭解和相互信任。
夏立平認為中美兩國現在必須盡最大努力推動兩國之間建立戰略穩定的進程，對此，他提出若干建議，包括：保持兩國最高領導人的交流溝通；美國必須停止掏空“一個中國”原則的政策和行動；雙方採取相應行動通過單邊措施防止緊張趨勢演變為與台灣有關的武裝衝突；兩國需在危機前和危機發生期間向對方發出明確信息；若中美關係再次穩定，可以恢復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和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若美國不再把台灣當作制約中國的棋子，兩國可以在第一軌道對話中討論危機管理對策；繼續開通兩國最高領導人和國防部之間的熱線；若中美關係再次穩定，恢復兩國聯合參謀總部總長對話機制；危機時刻應派遣特使；鼓勵兩國使館等外交渠道在危機發生前和危機發生時互通信息；恢復中國國務院台灣問題事務辦公室副主任與美國副國務卿之間的對話框架；兩國應簽署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協議；兩國可以適當建立雙邊戰略穩定對話機制討論核問題。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台事務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郭擁軍表示，國內政治因素造成美國某種程度上混亂地釋放政策信號。這不但加大了中國解碼美國政策的難度，更會造成現實的危機。多年來，美國、台灣地區通過一系列言行釋放了諸多不利於台海和平穩定的消極信號，而中國則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盡可能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總體來看，中國政府的對台政策穩定、延續、可預期，美國、台灣地區的相關政策變動較大、是台海危機的始作俑者。未來，如果中美關係依然受到來自美國、台灣地區的較多負面因素驅動，那麼台海危機或將持續更長時間。身兼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港澳研究所所長的郭擁軍還提到，在與美國方面的交流中，中國可加強對於香港問題和“一國兩制”方針的闡釋與說明；而美國戰略界人士若想更加充分全面地瞭解中國的對台政策，也應當對香港問題和“一國兩制”的實踐進行客觀實際的瞭解。最後，郭擁軍認為，鑒於美國國會在中美關係上的負面作用，在為管控危機而進行的多層面、多領域溝通中，兩國議會層面的交流應予以足夠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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