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博分析，綜合當下情況看，日本正游離於第一種角色之外，日益滑向第二種角色。中國駐日本大使吳江浩指出，當前中日關係來到關鍵十字路口，面臨的是邦交正常化以來最複雜的局面，遇到的是未曾有過的新問題、新風險、新挑戰。美國對中國肆意抹黑、極限施壓，還拉攏脅迫其他國家圍堵遏制中國發展，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的最大外部挑戰。
同時，進一步看，日本在緊跟美國步伐、對華示強趨勢下，仍試圖在“避險”和“漁利”方面“走鋼絲”。一方面，日本在軍事安全外交等領域，對美加緊貼靠。日本2022年底出台的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量整備計劃》及今年發布的2023年版《外交藍皮書》、2023年版《防衛白皮書》，都將中國視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聲稱日本周邊安保環境正處於二戰結束以來最嚴峻時期。近年來，日本加快擴軍備戰，發展攻擊性軍力，深化與美歐澳印韓等盟伴的軍事、安全、外交互動，顯示日本在戰略思維和行動取向上受美國戰略思維影響之深、政策誘壓之大。也要看到的是，日本這麼做並不完全是被動的，也有利用美國對抗中國崛起、加速日本“正常化國家”進程的戰略考慮，因此，其在對華戰略遏制方面的一些動作比美國走得更遠、更急。另一方面，日本無法忽視中國對國際體系變革和對全球治理的強大影響力，岸田文雄首相認識到“日本的發展繁榮離不開中國”，無法忽視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對日本發展的重要性。日本也擔心美國的“脅迫外交”、“美國優先”外交或美國國內政治變化會損害日本利益，為此需在中美間保持一定“兩面搖擺”，維持中日各層級交往和對話溝通，推進對華務實合作和人文交流，並對雙方分歧矛盾進行一定管控，對兩國關係加以適當緩和。
第三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對當前中日關係發展的啟示是什麼？朱中博說，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人類再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中日關係也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在此背景下，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5周年，重溫兩國老一輩政治家的初心，對中日關係保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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