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中美的短期目標是通過在部分領域重建或者新建對話來“機制化”兩國關係。一方面，中美雙方都比較擔心明年的美國大選會衝擊中美關係。因此，雙方都有意願通過一些對話來穩定兩國關係，至少讓雙邊關係面臨美國國內政治衝擊的時候有更強的韌性。另一方面，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戰略博弈之後，中美兩國也希望能夠把一些給彼此的“再保證”落到實處。無論是美方的“五不四無意”，還是中方強調的“從來沒有把超越美國作為目標，從來沒有挑戰和超越美國稱霸世界的野心”，這些說辭都需要具體的政策和行動作為支撐。另外，恢復或者新建各個領域的對話，有助於增強中美對於彼此的信心，而當前的對話和當年奧巴馬任內的戰略與經濟對話肯定也是不同的，現在更多要體現雙方以結果為導向的務實作風。
在怎麼看未來的中美關係問題上，孫成昊表示可以用三個“一”來概括：一個中短期的風險、一個合作的機遇和一個第三方因素。
孫成昊說，一個中短期的風險是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這是考慮下一階段中美關係繞不過去的問題。大選對中國議題的炒作必然會在明年對兩國關係造成某種程度的衝擊，大選結果也會對中美關係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如果是民主黨繼續執政，拜登政府會進一步完善對華戰略競爭的系統框架。拜登上任以來，一方面著力投資本國，加大和中國在經濟領域，包括芯片、關鍵礦產、高科技優勢領域展開競爭，試圖繼續獲取超越性的優勢，鞏固自身的領導地位，遏制中國崛起的外部供給和內部蓄力，另一方面卻在框架有限的合作議題，如氣候、芬太尼、人工智能領域對華接觸。如果民主黨繼續執政，上述政策的基本走向不會改變，但是邏輯鏈和聯繫會更加緊密。特別是此前被烏克蘭危機和巴以衝突影響而沒有能夠構築的民主聯盟可能被細化和完善，增加第三方選邊站的壓力。總體看，民主黨繼續執政對中美關係衝擊相對較小，雙方在禁毒、軍方對話以及人工智能合作方面還是存在充足的共同利益，能夠穩定雙邊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