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對以色列和加沙戰爭的緊張關係可能最終促使賀錦麗決定選擇沃爾茲，而不是另一位副總統候選人——賓夕法尼亞州州長Josh Shapiro。最近幾周，激進人士大聲抨擊Shapiro的親以立場。
世代更替的誘惑並非民主黨選票所獨有。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俄亥俄州參議員萬斯也提出了類似的突破，闡述了處理美歐關係的新方法。他一直批判德國等美國盟友，質疑美國為何補貼“愚蠢的德國能源政策和薄弱的國防政策”，他也支持富裕的歐洲盟友帶頭支持烏克蘭，並為歐洲大陸的安全承擔更多責任。無論萬斯的提議表達得如何挑釁，它還是迎合了許多溫和派選民不大的國際野心。民主黨戰略家在批評拜登對烏克蘭防務的無限期、費用龐大的承諾時，應注意不要反射性地指責萬斯為俄羅斯總統普京賣命。最近有項調查顯示，美國人贊成通過談判解決烏克蘭問題的可能性是不贊成的兩倍多，而且他們將緩和烏克蘭局勢 置於完全恢復領土之上。
這種情緒反映出一個對戰爭充滿厭倦的國家。拜登曾發表豪言壯語，將對烏克蘭的無限援助等同於民主的存亡，這令他的一些國家安全幕僚感到沮喪。賀錦麗至少在一開始就擺脫了這種說法，這是一件好事。沃爾茲可能會幫助她重新投資外交，放棄美國拯救世界的軍事干預主義。他在2006年以反對伊拉克戰爭為由競選國會議員，後來領導了一個民主黨團體，敦促當時的總統奧巴馬不要與敘利亞開戰。他還是一項戰爭權力決議的早期共同提案人，該決議試圖結束美國出兵介入沙特在也門的戰爭。他也是伊朗協議的積極支持者，並認為開放古巴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對雙方都有利。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扮演著北約的中流砥柱和歐洲安全保證者的角色。雖然這一結構成功阻止了俄羅斯對成員國的侵略，但也助長了歐洲的依賴性，並阻礙了歐洲大陸綜合國防工業基地的發展。今天的地緣政治現實——中國的崛起和歐洲的衰弱——要求美國重新調整外交政策的優先順序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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