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在地區安全中發揮主要作用，扮演美國在東亞的地區代理角色。這類似於冷戰時期尼克松政府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提出的“總兵力方針”。當時，在美國戰略收縮的大背景和分層負責的原則下，盟國不得不承擔力所能及的相應安全責任。實際上，自奧巴馬時代“重返亞太”以來，美國一直要求日本承擔更多的安全義務。所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更大膽地“放權”，另一方面卻不肯繼續“讓利”，甚至與日爭利，寸步不讓。這似乎體現了特朗普更加重視經濟利益的商人本色。日美關係因此變得更加複雜。對日本來說，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二戰後的日美關係是深度綁定的，是日本對外政策的基軸。它建立在三大支柱，或者說3個M之上，即以美國為藍本的政治架構和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Model）、大包大攬的軍事保護（Military）以及單方面開放的美國市場（Market）。
日本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創造了戰後經濟奇跡，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再次躋身大國之列。現在，特朗普政府不僅拒絕這種單方面的軍事保護和市場開放，而且開始放棄美國自己所建立的戰後國際秩序。日本將不得不走出長期以來的戰略舒適區。但另一方面，在主流保守派精英看來，這也是日本的機遇。戰後國際秩序雖然為日本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良好國際環境，卻建立在日本戰敗和政治不平等的基礎之上，日本因此被譏為經濟巨人加政治侏儒，一個不正常的國家。特朗普政府顛覆這一秩序的戰略轉向恰恰為日本擺脫戰後體制的束縛提供了歷史性的良機。此外，美國的戰略收縮，特別是在地區安全責任問題上的“放權”，也為日本爭奪地區主導權讓出了戰略空間。
李永輝表示，事實上，日本早已嗅到了這一時代變化的氣息。2023年的日本《外交藍皮書》就提出，國際社會已進入歷史性轉型期，國際秩序的變動為日本提供了戰略機遇期，也為日本在本地區發揮領導力提供了機遇。去年石破茂政府上台以來更曾不止一次表示希望構建對美的“對等同盟”，而非“從屬同盟”。在國際事務中，日本越來越活躍，在日美關係中，也越來越積極主動，甚至發揮引領和塑造作用，以實現從跟班到領班的歷史性角色轉換。除了發揮區域領導作用，日本也正在“基於印太、面向全球”的總體戰略下衝出東亞，走向世界，尋找日本在世界新秩序中的新定位。2022年12月出台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日本版的“三環外交”。第一環是強化對等的日美同盟；第二環是打造日本與美國的同盟和夥伴國家關係網絡，包括北約、美日印澳四國機制、美日韓、美日菲三邊機制等，構建美日雙中心；第三環是加強與全球南方區域板塊的關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全球南方，在特朗普政府忽視的地方，日本可以發揮自己獨特的優勢，大顯身手，彌補美國的不足。
李永輝指出，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參與奠定戰後日本國際法地位的《舊金山和約》的制定，兩國關係先天不足。此後，在冷戰特殊背景下匆匆實現的關係“正常化”也留下了不少隱患，歷史問題、釣魚島問題、台灣問題始終是無法逾越的障礙。而在兩國民間，則似乎一直都存在著某種未得到宣洩的情緒。在世界格局變化，美日關係調整的今天，隨著中國國力的上升，中日兩國實力差距的拉大，兩國間的關係也在經歷重大的調整。日本在中國對外政策中的地位下降，從大國關係逐漸向周邊關係轉變，從獨立於中美關係逐漸向從屬於中美關係轉變。從社會認知的角度看，如果說改革開放背景下的老一代尚對日本作為強大發達國家有著殘存記憶的話，在日本失去的30年裡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中國人眼中，日本至多只能算是一個中等強國。意味深長的是，中日關係的這一“降級”、“祛魅”與“脫敏”或許有助於使其免受社會情緒的過度干擾，保持相對穩定。但就日本因素而言，由於安全問題重要性上升，美國放任，以及美軍逐步退出第一島鏈前沿部署，中日之間直接軍事摩擦的風險則有可能增加，進而帶來新的不確定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