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限制與風險：認同可塑性的挑戰
當然，我們也不能對這種可塑性過度樂觀。它存在於變動中，也受到多重限制：第一，資訊繭房與意識形態操控。兩岸官方媒體對彼此的報導都是經過篩選的；在賴清德這位“台獨金孫”執政的當下，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宣傳總是停留在負面媒體報導與歷史包袱上，而這些“妖魔化”的認知偏差長期積累，得不到化解，就會強化台灣年輕人的刻板印象與對立情緒。第二，國際地緣政治的對立化。中美大國競爭、美台互動都讓兩岸年輕世代更傾向“站隊”思維，特別是台灣一些青年在民進黨的長期宣傳影響下，會將台灣的安全與美國綁定，理所應當地認為如果台灣海峽有戰亂，美國是保護台灣的一方。當國族認同與安全感被綁定，理性對話的空間就會被壓縮。第三、民粹主義與網路極端化。在社交平台中，“小粉紅”、“1450”等標籤化現象反映出年輕族群政治言論的極端化。過去一年多，台灣陷入“綠粹”——一種結合了民粹、激進和綠營特質的現象，不同意見就被貼標籤，這種氛圍讓很多台灣年輕人不安，進而成為“沉默螺旋”的一部分。當政治變成攻防賽，而非理性討論的平台，Z世代的可塑性也將因此被壓縮。
四、增強共感：讓可塑性成為抓手
那麼，面對增加兩岸青年對彼此的政治認同這一個複雜且具有挑戰性的課題，我們可以怎麼做？我認為主要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著手：
一、政策與制度層面的“支持保障”
剛才我有提到，當前台灣已陷入到“綠粹”氛圍，很多非政治化的東西都被冠上“政治化”的標籤，而兩岸青年交流是最不應當被過度政治化的一環，政府與民間組織應以“文化、經濟、科技、環保”等議題為主軸，保持交流的柔性與彈性，營造低政治敏感度的政策空間。誠然，在賴清德政府定位大陸為“境外敵對勢力”，“逢中必反”的當下，無法期待島內政策、制度層面對兩岸青年交流的“支持保障”，只能短期內通過大陸一方潛移默化的開展工作，例如可以設立常態性、民間主導、政府支持的“兩岸青年發展基金”，保障青年交流活動的資源與可持續性，將青年交流平台制度化。還可以鼓勵青年們討論兩岸融合發展的政策與制度，如舉辦相關論壇，以提升青年對彼此政治制度的理解與參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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