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4月18日電／馬政府為扭轉經濟成長而薪資卻不漲的無感復甦困境，有意自7月1日起為軍公教加薪3%，而且高層口徑一致地呼籲企業加薪。不過，社會對此反應不一，工總理事長陳武雄甚至認為：“有被政府強迫加薪的感覺。”對照之下，這兩年大陸各地薪資猛漲，沿海各地薪資調幅更是驚人，很多台商紛紛將工廠移往大陸內陸地區。兩岸“薪”情大不同，反映出雙方經濟活力的差異與體制之別。
台灣經濟日報今天社論指出，台灣近十年來薪資成長幾成停滯狀態，2000年至2010年平均薪資每年僅成長0.8%，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質薪資是負成長。去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高達10.82%，平均薪資亦隨之增加5.3%，但也僅是彌補前年受金融海嘯衝擊薪資減少的幅度，實質薪資尚不如13年前的水準。更令人憂心的是，台灣工作貧窮（working poor）問題日益惡化。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調查，去年有360萬名上班族月薪不到3萬元，其中有104萬人的月薪不到2萬元。“窮忙族”大量增加，反映薪資差距不斷加大，高薪的工作機會愈來愈少。
企業加薪取決於市場機制，政府高層喊話，效果有限，會加薪的多半是那些賺錢多、條件好、本來就有調薪計劃的企業；絕大多數的低薪工作者及“窮忙族”恐怕很難享受到加薪的好處。所以，政府與其向企業喊話加薪，倒不如認真營造良好的投資經營環境，吸引台商及外商大規模投資，創造新的就業需求，則自能帶動薪資成長。
另一方面，政府也應該從制度面著手，為弱勢勞工營造有利加薪的環境。近十年台灣基本工資調整三次，而且調幅很低，去年9月“行政院”核定今年開始基本工資微幅調升600元至1,880元，漲幅3.47%。訂立基本工資的初衷是在防止弱勢勞工被剝削，既然經濟好轉，政府認為企業應該加薪，應可依循制度正軌，從合理檢討基本工資著手，由制度而非喊話決定。再者，健全工會組織及勞資協商制度，也有助企業調薪的制度化；政府應徹底檢討改進台灣工會組織比率偏低，以及勞資協商制度未能落實的問題，引導勞資雙方能依循制度協調薪資問題，促進勞資和諧。
相對來看，大陸薪資上漲速度遠超過台灣。根據大陸人力資源公司的調查資料顯示，除2009年受金融海嘯影響外，最近五年大陸企業平均每年加薪幅度超過10%；深圳、上海、北京、廣州等城市的薪資水準約為台灣平均薪資的35%到45%。照這樣的增速估算，到2020年大陸沿海繁榮地區的薪資可能追上台灣的水準。
這兩年因為富士康事件、日本本田公司罷工事件等刺激大陸勞工意識抬頭，北京當局為因應勞資關係變化，並緩和日益惡化的貧富不均問題，正積極推動產業轉型換代及收入分配改革，並納入“十二五規劃”中。大陸各地紛紛將攸關基層勞工薪資的最低工資標準大幅調升，平均每年調幅達15%～20%，導致在大陸沿海各地從事代工出口的眾多台商成本劇增，從而被迫將生產基地逐漸移轉至薪資較低的重慶、四川等中西部地區，形成台商遷徙潮。
大陸薪資水準逐漸與台灣拉近，對台灣無疑是一大警訊。大陸繁榮地區愈來愈好的薪資條件，將對台灣勞動力形成強大的磁吸效應，尤其是專業技術人力及經理人才，更是大陸企業可能高薪延攬的對象。台灣高級人力已經嚴重不足，如何因應大陸磁吸效應，是極為迫切、嚴肅的課題。
要留台灣的人才，政府必須全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及企業再造，大幅提升長期競爭力，讓企業有需要、也有能力以更好的薪資條件爭取及留住人才。為求表面績效鼓動企業加薪，是捨本逐末，不足論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