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6日電／昨天召開的民進黨第十五屆中執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央黨部組織規程條列》修正案，決定恢復增置“中國事務部”。會後，蘇貞昌主席親自出席記者會說明內容，他是使用了“恢復設立”一詞，而非民進黨發言人王閔生前日所使用的“增設”。這當然是實事求是之舉，但可能會令當初主導撤銷“中國事務部”，將其業務併歸入“國際事務部”的前主席，現任中執委暨中常委的游錫感到尷尬。因為此舉等於是否定了其於整整五年前作出的撤銷“中國事務部”的決定。
新華澳報今天刊登富權的文章說，當初游錫堃決定撤銷“中國事務部”，除了是配合其主導民進黨第十二屆第二次“全代會”通過的《正常國家決議文》之外，還有一個客觀上的原因，就是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各個一級部門，都是為選舉而設，而“中國事務部”卻在選舉中使不上力。本欄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二日《民進黨撤中國事務部意欲何為》就分析指出，在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十五個一級部門中，除主席室、秘書長室、秘書處、財務委員會是行政財務機構，民主學院是培訓骨幹的黨校，政策委員會主要為黨團服務，國際事務部專責國際黨際交流之外，其餘文化宣傳部、組織推廣部、社會發展部、青年發展部、民意調查中心、族群事務部、婦女發展部，都是“選戰機器”，在選舉中起到組織動員各所屬對象人群的作用。國際事務部雖然不屬“選戰機器”，但卻有助於民進黨的對外黨際交往交流活動。只有“中國事務部”既未能在選戰中起動員作用，又未能與大陸地區的政黨進行黨際交流交往， 而且與“陸委會”的龐大資源相比，也難以向執政黨及當局提供系統、完整的大陸政策建議，也就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因此，當要實施精簡機構時，“中國事務部”就第一個成了被“開刀”的對象。
民進黨在二零零八年的“總統”大選中落敗之後，“陸委會”重新落回國民黨的手中，再也不能為民進黨所用；民進黨要進行大陸事務的研究及協調工作，就必須要有相應的機構。為此，在二零零八年六月四日民進黨喪失執政權的首次中常會上，屬於前“新潮流系”的段宜康提出議案，建議恢復“中國事務部”。他在“提案說明”中指出，兩岸關係是台灣核心問題，如何型塑妥適的兩岸關係是民進黨重要課題。新任主席蔡英文即裁示，在“不增加員額編制、落實節流計劃”原則下，交由秘書長王拓評估後再合併提出。但在大半年時間過去後，雖然民進黨仍遵循“不增加員額編制、落實節流計劃”的原則，但也不怕迭床架屋，增加了幾個一級黨務工作單位，卻並未接納恢復“中國事務部”的提議，只是成立降了格的“中國事務小組”，並由原屬前“美麗島系”的陳忠信擔任召集人。但是，該小組後來卻並沒有開展活動。這被視為蔡英文繼續沿襲凸顯“一邊一國論”的《正常國家決議文》的思路的一個明證。
現在，蘇貞昌主導民進黨恢復了“中國事務部”，等於是否定了游錫堃將其併入“國際事務部”的旨意。而當年撤銷“中國事務部”的做法，是游錫堃秉承陳水扁“一邊一國論”的旨意，主導通過《正常國家決議文》的配套措施之一。由此，蘇貞昌是否會進一步，對《正常國家決議文》進行檢視一番，使之與恢復“中國事務部”形成相輔相成的效果？
北京一些官員在談到與民進黨進行“黨際交流”的條件時，老是強調民進黨必須放棄“台獨黨綱”或《台灣前途決議文》。其實，這兩者是有著一定的區別的。因為“台獨黨綱”的核心內容是“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亦即是透過“全民公投”實現“台獨建國”。而《台灣前途決議文》則是針對大部份選民對“台獨黨綱”的疑慮，並明白到“台獨建國”並不現實，因而採取承認“中華民國”的“國號”的手法，偷渡“台獨”的理念。它與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相比，則是“‘中華民國’是台灣”。按照“後法優於前法”的原則，承認“中華民國國號”，不再追求“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已經“凍結”了“台獨黨綱”。因此，才有“台獨黨綱是歷史文獻”之說。
但是，游錫堃所主導的《正常國家決議文》，卻又以“後法優於前法”的原理，“凍結”了《台灣前途決議文》，明目張膽地提出要“早日完成台灣正名，制定新‘憲法’，在適當時機舉行公民投票，以彰顯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繼續鼓噪要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成為陳水扁和民進黨內少數頑固“台獨”分子謀求“台灣法理獨立”拋出的新的“台獨綱領”。因此，蘇貞昌倘要縮短“最後一裡路”，就得設法處置《正常國家決議文》，提出新的《決議文》，再以“後法優於前法”的原理來“凍結”《正常國家決議文》。而北京官員在談及與民進黨進行接觸交流的條件時，也不要忽略比《台灣前途決議文》更“獨”的《正常國家決議文》。
按照十三年前的經驗，民進黨在制定《台灣前途決議文》之前，曾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儘管談的是經貿政策問題，但也含有“國家定位”的內容，這為後來制定《台灣前途決議文》掃清了若干政治障礙。因此，蘇貞昌倘要調整兩岸政策，或是制訂新的《決議文》，就有必要現行舉辦“兩岸政策大辯論”。
正因為如此，有意出任“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委”的謝長廷，就向蘇貞昌提議，由其主持“中國政策大辯論”。但蘇貞昌卻出於種種顧慮，一直未有鬆口。從種種傳言來源看，蘇貞昌並非不願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但卻不希望是由謝長廷來主持。其原因，有如下幾點：
一、從政治權謀原因考慮。擔心謝長廷籍著主持黨內“中國政策大辯論”的機會，在協調鼎鼐黨內各派系不同觀點的過程中，成了各派系的“共主”，就會是“影子黨主席”並將會喧賓奪主、反客為主，再與“地下黨主席”蔡英文合作，在二零一四年的第十五屆黨主席選舉中，奪了自己的主席大權。
二、從辯論效果來考慮。既然是要進行辯論，就折射出民進黨內有各種不同的觀點立場，必須透過辯論來消除分歧。實際上，當年的“中國政策大辯論”，“美麗島系”提出“大膽西進”，“新潮流系”提出“強本漸進”，經過激烈辯論，最後達成“強本西進”的共識。現在要進行辯論，經貿政策已不成問題，要辯論的應是政治定位。但民進黨內的政治立場五花八門，既有陳水扁的“一邊一國”，也有“台獨”大佬的“獨立建國”，還有蔡英文的“台灣共識”和呂秀蓮的“九六共識”等。毛遂自薦的謝長廷是主張“憲法一中”的，但從民進黨的政治現實看，支持這一主張的人並不多，並與民進黨的“神主牌”有所抵觸。倘是由謝長廷來主持“中國政策大辯論”，可能會徒添困擾，爭論不休，難以達成共識。
三、從瑜亮情結看。蘇貞昌已經表態，在不設前提下，願以民進黨主席身份訪問大陸。而謝長廷也表示，願以個人身份前往大陸。這是十二年前“長扁情結”的重演。實際上，當時已當選但尚未就任民進黨主席的謝長廷，是有意接受廈門市長朱亞衍的邀請前往訪問的。但陳水扁擔心被謝長廷搶先一步，而將之擋下。
現在則重演這一幕。當然，謝長廷倘是以個人身份登陸訪問，蘇貞昌沒有甚麼理由予以阻攔。但倘是在他出任“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委”並由他主持“中國政策大辯論”之後前往大陸，則意涵並不一樣了，至少會對蘇貞昌形成“搶飲頭啖湯”的效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