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百達首先提及，除了中美戰略競爭的背景外，就兩岸當前整體氛圍而言，目前確實是處於一種比較緊張的狀態。除了台灣內部正激烈進行的選舉，在民進黨全代會召開前夕又有兩個“邦交”國“斷交”，加上目前香港情勢的發展，兩岸雙方彼此間的相互敵意或不信任感，確實是比較高的。而這種情況，更容易因雙方缺乏良好的溝通與對話，而加劇彼此的猜疑，有如掉入黑洞之中，很容易出現誤判或錯估的情況。
他強調，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於這份新決議文，我們理應不太能夠期望其在處理兩岸關係部分，會出現比較柔和或善意。因為如果這樣，基於過去經驗法則，不僅中國大陸未必會接受，更容易被台灣內部，尤其綠營支持者認為是向中國大陸“示弱”，而非展現“自信”。尤其是，目前部分深綠獨派對蔡英文仍存在不滿，或認為其對中國大陸不夠強硬，因此出現像是“喜樂島聯盟”以及呂秀蓮宣布參選等情況。
他表示，就新決議文內容及相關文件前後關連等方面來看，主要關注在第一項“堅定捍衛台灣主權獨立，積極鞏固民主安全防衛”部分。如該項說明所言，除明確拒絕中國大陸提出的“一國兩制”主張外，也強調“堅定恪守本黨於1999年通過之《台灣前途決議文》等，重申台灣的前途走向，屬於台灣全體住民的自決權”等部分。
他指出，綜觀這份2019新決議文，其就兩岸關係最重要的意義，或在於在歷經20年的滄海桑田之後，民進黨再次重新正式確認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地位。
他說，過去，不論是2000年或2008年的大選前，民進黨都曾分別提出涉及兩岸關係的重要決議文，如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及2007年的《正常“國家”決議文》；若再加上1991年的“台獨”（公投）黨綱”，則被外界視為民進黨最重要的三份涉及兩岸關係的政治文件，同時也牽動民共關係乃至兩岸整體的互動。
張百達表示，回顧1999年民進黨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當時陳水扁曾賦予其為民進黨現階段處理兩岸關係的最高指導綱領地位。若依“新法取代舊法”的從新基本法理，其顯然也已取代或者優位於1991年所通過的“台獨黨綱”。換言之，近年對岸學者提出有關期望民進黨“凍結“台獨黨綱”（凍獨）”議題，當下早已不再存在。然而，也正因“從新原則”，2007年通過的《正常“國家”決議文》，理應比1999年的文件更具優先性，也因此引起黨內究竟應以哪份文件為準的討論。
他表示，民進黨在經歷2008年的敗選後，不論是蔡英文或蘇貞昌擔任黨主席期間，包括蘇主席任內舉辦的“華山會議”所達成的共識結論，顯然黨內主流意見還是傾向以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為準，鮮少提及其他兩份文件，但相關共識在這之前，並未經由全代會的法定程序正式加以重新確認。
他指出，近年來，黨內外也有民進黨是否需要提出新的決議文，以期統整相關文件內容差異，並試以超越民共交流障礙等倡議。但也有外界擔心民進黨此刻提出新的決議文，是否會朝向所謂“更激進的“台獨”路線”邁進，從而引發兩岸更激烈的對抗的顧慮。“若從日前所通過的新決議文內容來看，顯然這樣的顧慮並沒有發生”。
他表示，若能夠全面地看辯證分析，或可發現整份文件固然有其堅持，但堅持中亦不失克制，特別是處在當前的氛圍下。尤其，新決議文重新確認了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這點來看，即使對岸並未完全接受該內容，“但此時此刻的氛圍，未嘗不具有善意”。
他說，至於有關“台灣前途與住民自決”部分，在台灣已脫離兩蔣威權獨裁年代，邁入民主政治的情況下，兩岸關係未來不論是統是獨，或者像過去出現過的邦聯、國協、兄弟之邦、一中三席、大一中架構等等其他各種可能的政治方案，都必須爭取獲得大多數台灣民眾的認同與支持，而非哪個人或哪個黨說了算。這是民主政治的ABC，相信中國大陸也充分瞭解台灣所處的政治環境，以及“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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