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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外交層面目前的一大要務是繼續穩定和發展中歐合作友好關係。 |
中評社╱題：穩定歐洲是中國對美外交破局的要務 作者：李海默（美國），美國休斯敦大學政治學系本科生課程講師、政治學博士
【摘要】中國外交層面目前的一大要務是繼續穩定和發展中歐合作友好關係，這不僅是一帶一路計畫的題中本有之義，而且也是應對拜登政府當前對華強硬取態的最好的回擊。同時，拜登政府本來也已闡明，中美兩強之間仍有若干合作餘地，那麼在這些領域中國也自然可以繼續維持和發展與美方合作；而至於拜登將和中國激烈競爭的那些領域，中國當然也不會輕易退讓（中國尤其需要防範的是美國聯合其盟友對華展開高精尖領域的科技戰），該打則打，競爭合作，總體格局大略仍是“鬥而不破”，“長期互搏”。在策略選擇的層級上，筆者甚至認為維持中歐關係穩健發展可能比與美方長期“競爭合作”來得更為重要和關鍵，因為這個關節才是美方對外總體策略變動最大的一環。
一、拜登對華政策主軸：聯盟制華
早在特朗普執政時代，美國民主黨人雖在內政問題上與特氏南轅北轍，但在對華問題上則並沒有比特朗普更客氣和更有節制[1]。拜登執政已數月有餘，其對華亦並未比特朗普時代明顯緩和，一方面，拜登政府遠比特朗普政府更為理性，因此其對於中美之間關係的論述開始重新有了“合作”的維度與空間，但另一方面，拜登試圖糾集其西方世界傳統盟友一道向中國在經貿、科技及所謂“人權”等領域施壓，則比特朗普強調“美國第一”、袛講眼前利益、毀棄傳統盟友的做法要來得狠辣不少。在特朗普時代，堅定跟著美國跑，一心一意對華戰略強硬的大概袛有五眼聯盟的傳統英語系國家[2]，但到了拜登時代，整個歐洲（也包括亞太地區）的美國傳統盟友都被重新召喚起來，意圖打造新的協同式對華聯盟[3]。因此，拜登時代的美國對華政策並沒有比特朗普時代要明顯緩和，那麼，在全球版圖的意義上，拜登與特朗普的對華佈局又究竟有何異同呢？
我們可以拿美、歐、中、俄四個板塊來進行動態分析[4]。
明顯的，拜登時代美國整體政策對歐大為和緩，試圖重新拉攏老的盟友[5]，修補被特朗普“美國第一位”政策所傷害的美歐關係，與此同時，拜登在對俄態度方面明顯比特朗普更為強硬，拜登這種拉一邊、打另一邊的態度也許正是最近烏克蘭局勢一度緊張的原因之一[6]。有西方學者的研究也指出，拜登的整個政治生涯的一大核心特質就是所謂強力回擊來自俄羅斯方面的進取和挑戰[7]。
所以這樣看來，特朗普的潛在政策主軸可以被歸納為某種形式的“聯俄制華”[8]，正因為要聯俄，所以特朗普對於美國在歐洲的傳統盟友不那麼客氣，這樣等於也是間接向俄方伸出某種橄欖枝。當然實際上，在特朗普執政時期，中俄關係的發展也並未真正被破壞(甚至有西方學者認為特朗普實際上使中、俄兩國走得更近了[9])，因為俄羅斯一方面既要充分利用特朗普釋放的某種善意，但另一方面也有其國際戰略平衡的考量，更何況中俄之間的緊密關係早已存在，俄方也一直樂意見其發展。此外，俄方對特朗普還有一種利用的心態，即希望通過特朗普的右翼民粹路線劇烈干擾美國內部政治進程，銳化美國國內政治的對立現象。應該說，民主黨對於俄方的這一套手法看得還是比較清楚的，因此拜登上任後，路線轉為“聯歐（及其他傳統盟友）制華、俄”，若僅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考慮，則當然拜登比特朗普更接近於舊有的內戰思維。美國學者Steven Pifer指出，拜登是冷戰後的第一個在其上任之後不致力於尋求與俄羅斯建立更緊密關係的美國總統[10]，普京也是絲毫不手軟，在2021年5月就宣佈美國駐俄單位不得再雇傭俄籍人員，直接導致美國駐俄大使館要削減其75%的雇員數量[11]。美國學者亦指出，拜登時代的政策可能會進一步促使中俄更緊密攜手，而若那樣的情況發生，將是拜登外交政策最大夢魘[12]。
具體到拜登時代的美俄關係前瞻，我們可以拿北溪天然氣管道（Nord Stream 2）二號項目作為一個絕佳的例子。北溪二號項目試圖繞過波蘭和烏克蘭等國從俄羅斯直接向德國提供天然氣，普京是力推這個項目，拜登主觀上似乎並不喜歡這個項目，但是為了修補被特朗普所破壞的美德關係，拜登願意袖手旁觀，不做介入，讓俄德兩國去自行協商和推進這個項目。所以簡單地說，為了挽回歐洲盟友，拜登甚至願意給俄羅斯一些空間和讓步。但是，事情的複雜性遠不僅止於此而已。在美國國會中形成了強大的兩黨共識，試圖施壓拜登，介入並最終終止北溪二號計畫[13]。很明顯的，拜登是把團結歐洲盟友放在比“抗俄”更重要的位置，美國國會則認為“抗俄”要壓倒德美關係的相關考量，於是在美國內部的行政-立法環節就已充滿了不能協調的氣氛（不過，對拜登而言其實亦不是全無好消息，德國國內目前聲勢看漲的綠黨就表現出緊隨拜登的策略取向[14]，華盛頓很可能在主觀上會期待綠黨能崛起到掌握政權的地步）。因此，哪怕是“聯歐制俄”這個對美國而言早就習以為常的政治選項，真正到操作起來都並不是那麼便利和容易。已有不少論者指出，若美國能繼續在歐洲搞一波馬歇爾計畫，則像北溪二號這樣棘手的問題就不會表現得這麼突出，所以歸根結底還是美國國力有所衰退，導致其對歐洲更多採取的是一種“口惠而實不至”的做法。
二、中國對美策略：“鬥而不破”，“长期互搏”
那麼我們再來回顧一下在特朗普時代中國是如何應對美方出招挑戰的？從基本面上來說，在那個時候的主軸關係之一是穩定俄羅斯，使其不至於和美國真正聯手，同時針對美國對其傳統盟友的一系列不友善舉動，中國與歐洲的關係得到了更長足的發展，在擱置某些政治議題的前提下雙方在經濟領域互動頻繁。世人往往袛看到當時中美激烈衝突，卻很少看到中國同時在發展與俄羅斯以及與歐洲的友好關係，這些友好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或多或少緩衝了中美激烈對撞所產生的衝擊力。此外，即使在中美關係上，中國也仍然保持了可供迴旋的戰略餘地，儘量走在所謂“鬥而不破”的基軸上，比如當美方無理關閉中國駐休斯敦領事館時，中國的回應也袛是對等關閉了美駐成都領事館，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打法基本是“把朋友搞的越多越好，對於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亦並不尋求短期、直接、正面硬剛式的終極對決，而是仍然保持在未來進行合作的可能性”。
我們要注意到，雖然拜登也袛是一個資質普通的美國政客[15]，但因為有特朗普做比較，因此在西方很多政治精英都會認為拜登領導下的美國是所謂“正神歸位”，華盛頓在西方世界的向心力是一定會加強的[16]，更遑論在有效控制疫情、組織施打疫苗等方面拜登的確比特朗普要做得好太多了。我們看到，拜登執政後有民調顯示，德國、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等地民眾對美國的好感度都躥升了超過20個百分點以上，其中變化最顯著的是德國，自拜登執政後，德國受訪民眾對美的好感度從24%增加到46%，對美國持惡感或評議不佳的則從62%跌落到37%[17]。正因為這個道理，筆者認為，中國外交層面目前的一大要務是繼續穩定和發展中歐合作友好關係，這不僅是一帶一路計畫的題中本有之義，而且也是應對拜登政府當前對華強硬取態的最好的回擊。同時，拜登政府本來也已闡明，中美兩強之間仍有若干合作餘地（比如應對氣候變遷與抗擊疫情等），那麼在這些領域中國也自然可以繼續維持和發展與美方合作；而至於拜登將和中國激烈競爭的那些領域，中國自然也不會輕易退讓（中國尤其需要防範的是美國聯合其盟友對華展開高精尖領域的科技戰[18]），該打則打，競爭合作，總體格局大略仍是“鬥而不破”，“長期互搏”。在策略選擇的層級上，筆者甚至認為維持中歐關係穩健發展可能比與美方長期“競爭合作”來得更為重要和關鍵，因為這個關節才是美方對外總體策略變動最大的一環。事實上，我們看到北京已經完全意識到這一點，比如中國-歐盟全面投資協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即使目前歐盟對華的氛圍相對“謹慎”，但中方仍表示願同歐方保持溝通和協作，共同推動協定早日生效[19]；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21年4月在北京同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中法德領導人視頻峰會，據媒體報導，“從應對氣候變化到中歐關係到抗疫合作，三國領導人在峰會上就諸多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在會議過程中，‘合作’二字一直是高頻詞”[20]，中國外長王毅則於最近公開表示，中歐是全面戰略夥伴，合作是正道，對抗將雙輸。而默克爾也仍支持中歐投資協定，並表示：拋開中國將無法解決很多問題[21]。
三、美歐關係無法恢復原狀
哈佛大學學者Jolyon Howorth 在其2021年4月最新發表的學術論文中也坦承：“分析人士傾向於同意，即使拜登明顯優於特朗普，拜登時代的美歐關係也無法恢復原狀。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加劇了美國內部政治偏好的兩極分化。兩黨協同共進的外交政策已是過去的特徵。歐洲不能簡單認為2024年下屆美國總統大選後政策將保持連續性。現在該是評估跨大西洋的價值觀和利益的時候了，以更適合於新興的多極世界的現實。歐洲不應放棄它試圖發展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不依賴於美國的嘗試。歐洲和拜登政府將在許多問題上進行協調工作。但是，在某些政策領域，很可能出現摩擦，特別是在貿易，中國，俄羅斯和北約的未來等方面。”[22]德國學者Volker Perthes 也指在現實層面今日的歐洲根本不可能和中國“脫離”（decoupling）開來[23]。歐洲學者Iveta Cherneva 直言，對於歐洲的切身利益而言，歐洲不應採納拜登的對華政策為自己的對華政策，歐洲應走華盛頓和北京這兩強之外的第三條道路，歐洲不應隨著美國組織的印太Quad陣營而起舞，因為那樣完全不符合歐洲本身的利益，特別是在安全和國防領域，中國根本不對歐洲有任何威脅，歐洲也不應在此議題上追隨英、美直接與中對撞[24]。在英國完全脫歐之前，英國還能扮演一個五眼聯盟英語系國家與歐盟之間的雙向溝通要角，但英國完全脫歐之後，歐洲反而可以更為自主地考量和設計自身有別於英美的一套方案體系，英國脫歐，反而可能導致了美國在歐洲的杠杆作用力被削弱。我們還要看到，經歷過特朗普時代，歐洲也對美國的政治極化現象有所擔心，因為激烈的政治極化和政治對抗會帶來政策層面的非連貫性與不穩定性，打個最簡單的比方，若歐洲傾全力追隨美國與中俄進行強對抗，但拜登在隨後的中期選舉失去國會多數，或在2024年大選落敗於捲土重來的右翼民粹勢力，那麼歐洲先期所做的工作很可能袛會傷害到自身利益，因為至少從表面看起來，美國右翼民粹勢力對於歐洲和俄羅斯的爭衡並不十分上心。《紐約時報》在2021年2月的分析文章也指出，歐洲普遍歡迎拜登重新團結美國傳統盟友的政策，但是歐洲也有自身的顧慮和考量，基本而言，歐洲期待一種更為平衡式的國際關係網絡，同時也希望美歐之間更多的是互動與對話，而不是歐洲單方面被動地接受和服從來自於華盛頓的各項指令，法國總統馬克龍甚至公開稱俄羅斯本質上也是歐洲一部分，不能簡單硬性地被推到歐洲門外[25]。在近期的烏克蘭爭端事件上，德國與法國的取態也明顯是希望能息事寧人，雙方各退一步，大事化小[26]。從政策面看，也是如此，二月的時候甚至有西方媒體公開指責歐盟背著拜登與中國進行商業往來[27]。其實很明白地，類似的指責當然是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本位考量，而若站在歐洲整體利益的本位考量，則又會得出非常不同的看法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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