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1970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提出了以“夥伴關係、實力和談判”為支柱的全球戰略原則，即美國繼續從實力地位出發，通過對話與談判穩住蘇聯，承認西歐、日本與美國的“夥伴關係”，來獲得盟國的支持，牽制蘇聯。尼克松積極地為打開中國的大門而努力，中國也積極響應，促使中美兩國打破二十幾年的堅冰。尼克松主義出台，曾經被視為受困於越戰泥潭的美國試圖在亞洲實施戰略收縮的標誌。時隔將近40年之後，拜登表示在伊朗與俄羅斯的問題上，重新將“談判”納入議程，以鼓勵方法推動伊朗“棄核”並提出與俄羅斯談判導彈防禦系統問題。
客觀看，奧巴馬政府的安全新戰略具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從實質分析看，美國並未放棄謀求軍事新優勢和戰略新邊疆。比如，美國加快發展全球快速打擊系統，擴大在高新武器方面的戰略優勢。5月底美國空軍試射一枚綽號“馭波者”的X－51A極超音速巡航導彈，這枚導彈以6馬赫的速度飛行120秒後墜入太平洋。該項目負責人布林克毫不諱言地稱，X－51A導彈是“徹底改變戰爭規則的工具”，其意義堪比“二戰後軍用飛機從渦槳時代向噴氣時代的跨越”。算上美國前段時間測試的X－37B軌道飛行器、“獵鷹”高超音速技術飛行器及改良型民兵III導彈，五角大樓所謀劃的“即時全球打擊”日漸成形。美國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近期動向咄咄逼人，與美國的戰略緩和性調整似有矛盾之處。應該說這恰恰反映了一種硬著頭皮示威的焦慮和焦躁，以及背後美國政府和軍方的一些不同步音符。
奧巴馬在戰略報告中仍然強調全球面臨諸多威脅，要繼續打擊恐怖主義，反擊“基地”組織的襲擊。並在解決核問題等方面，對朝鮮和伊朗對美國帶來的威脅提出警告，將軍事作為外交努力無效情況下的最後手段。這一方面與布什政府並無二致，依然走不出與朝鮮、伊朗關係僵持的陰影，沒有能夠恢復克林頓時期謀求與朝、伊兩國實行戰略緩和的戰略態勢，說明奧巴馬政府一則面臨內部的種種掣肘，二則相對缺乏戰略勇氣和膽識，缺乏克林頓20世紀90年代中期力排眾議、拿出勇氣與越南實現關係正常化乃至建交的戰略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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