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7月3日電／出人意表，各界咸認“補考”無望的台南市縣合併改制案，竟在劉兆玄召開“複審會議”後浴火重生。據“行政院”表示，基於“歷史文化重鎮”和“帶頭區域發展”兩大關鍵因素，終讓台南市縣升格案拍板！暫撇黨政部門是否有選舉的權謀；當扛著“打造台灣的京都”的堂皇大纛，繼而攻城掠地後，如何落實藍圖，恐更為重要。
中國時報今天社論質疑，如斯重大的“國土”規劃，竟只有少數學者與官員與聞其事。畢竟少了諸如公聽會、公民審議等由下而上的草根民主後，整個過程就予人倉卒、拼湊的印象；然而，我們還是得肯定劉兆玄本於南北均衡、避開發展主義舊窠臼的魄力。畢竟升格之舉不但可讓台南重返歷史榮光、緩和南台不被重視的恐慌，且讓南部雙核心概念得以綻露生機。當然，“台灣的京都”藍圖對於劉兆玄暨與會官員似頗具說服力。循此，我們有必要將日本京都歷史細說從頭，既可做為他山之石，又能集思廣義，讓“歷史文化重鎮”之說不致蹈空。
日本在桓武天皇時期，為擺脫舊佛教勢力的牽絆，遂決意遷離平城京（奈良）。先是遷至長岡京，其後在七九四年於山背國興建了平安京，如此以迄一八六九年，幽幽歲月裡名號也由平安改為京都，其間鎌倉、江戶幕府的別立權力核心，以及戰國的離亂，都讓京都徒擁權威而少實權，但其做為日本帝都的身分未曾或變。千年光陰猶如人體有生老病死、繁華災厄互替諸現象。它既造就平安貴族文化，各類佛教宗派、建築也踵繼添華；而天災人禍的不時侵襲，既毀棄舊世界，也帶來庶民新契機。然而等到明治天皇東巡不返後，京都人赫然驚覺，京都不僅失去其政治樞紐地位，也喪失了千年來傳統權力與文化中心的角色。
驕傲的京都人並未屈服，官民努力推動“京都策”，先是扎根教育，次為廣興交通，最後是全面的都市更新，奠定了京都既恪守傳統，又不時迎納現代化的成就。如今的京都不僅坐擁十七項世界遺產、數以百計的國寶、上千座的佛寺與神社，它也擁有全日本最大、最具後現代特色的車站，任天堂、華歌爾及京瓷等跨國公司亦駐於其間。另一方面，日本人從未曾質疑京都崇隆的歷史文化地位，所以儘管京都人口僅居日本第七、工商產業更無法和東京、大阪相埒，然而它就是京都府，和相隔僅有四十多公里的大阪府（以及神戶市）合組為近畿三角。關西的京阪神和以東京都為首的關東地區形成槓桿兩端，這不只是歷史上東西軍合戰的延續，更是矯治一元化中央集權的必要之舉。而且，關東和關西樣貌固然大異其趣，即便是京阪神之間也是差異鮮明，可知京都活化在日本現代史上何其重要。
回過頭來看台南的例子。自荷據、明鄭到清領時期，台南做為台灣的首府，傳承的文化、建築和價值風尚於質於量都冠於全台，即使因為茶、糖、樟腦貿易導致台灣歷史重心在一八八○年代北移；但日治時期諸多台南仕紳（如連橫、陳逢源、林茂生、韓石泉…等）在傳統儒家或基督長老教會的化育下和台中志士聯手，隱約和台北城形成抗衡關係，猶如日本關東、關西的頡頏意象。直到國民政府遷台，由於對台南定位不明，以及七○年代工商起飛後，南北失衡日益嚴重，台南的政經實力和文化影響日墮，乃至今日因危機感加深，遂興起自覺自救運動。凡此，京都前例足供示範。
社論說我們慶喜劉兆玄認知到，台南做為開台首府，不但擁有豐富的古蹟、歷史建築、傳統工藝，且其境內有七股潟湖、四草溼地，足以吸引國際觀光客；而台南科學園區、台南科技工業區、工研院南部分院、南台灣創新園區，使其成為南部產學研的科技重鎮，種種都可做為文化歷史和經濟的基礎，帶動雲嘉南的全面活化。畢竟人口、資源過度傾北，絕非全民之福。
更重要者，劉兆玄“三生活圈、七發展區”的新提示，讓我們得以跳脫三都的幻影，直視七發展區才是“國土”規劃要務，這隱然已和日治時期的五州三廳規劃相銜接了。平心而論，日人的五州三廳較貼近台灣生活圈，所以不須諱而避之。如今台南市縣的意外突圍反倒啟動由下而上的“國土”規劃想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