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流動力與國家競爭力互為影響，台灣正在走下坡。他表示，對台灣而言，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目前有三個困境：第一，法規限制大學的發展太多。第二，政治氛圍不利兩岸交流。第三，台灣學生的危機意識不足。
各國為競逐人才無不推動各種優惠措施，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也持續從不同的面向探討國際人才流動問題，他認為，台灣在高階人才流失（brain drain）上，可以從三個層次來觀察：
第一，台灣還停留在低層次的人數統計，包括偏重於流出與進入人數。一所好的大學，至少也要1至3成的學生到國外去交換學習，試問現今的台灣各大學中，有幾所能夠做到？事實上，在人數統計的背後，許多的博士、教授、科技專才等高階人才，已經用自己的腳走出去了。
台灣各大學喊了好幾年的延攬國外大師，但許多經費卻是用在“自肥”，搞出“講座”、“特聘”的頭銜，很多經費最後都是用在自己人的身上，真正外聘大師名家又有多少？
第二，次高層次，從大學到境外設校來看，台灣與國外大學有無落 實推動跨境學位及“雙聯學位”？在華人世界有沒有看到台灣的高等教育輸出呢？事實上，台灣在這方面是乏善可陳的，甚至只能往開發相對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走。
第三，最高層次要看機構的流動，即大學的輸出。在大陸，可以看到美國紐約大學在上海、英國諾丁漢大學在浙江寧波，大陸的孔子學院有500多所到美國等地設校，但台灣呢？
湯堯表示，政黨輪替是好事，但藍綠對立就不好，台灣高階人才雖不必一昧的往大陸去發展，但要正視大陸的高教發展已經超車。從國際的流動力來看，我們不是只看兩岸，而是要了解全球對優秀人才的招手，都是虎視眈眈；台灣的高等教育受到法規、政治、經濟等因素影響，實在太弱，如果再繼續苟且偷安下去，現在不是站在十字路口，而是已經站在斷崖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