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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大學戴維德·萊克教授（中評社 葉佳怡攝） |
鄺雲峰教授認為，中國是比蘇聯強大得多的對手，在東南亞，儘管許多領導人說不想選邊站隊，但是他們的戰略聯盟方向有利於中國。類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鄺雲峰表示，它關注的是意想不到的後果，“夢游”般地陷入全面戰爭，或者是一個“小火花”導致全面的爆發，一戰被視為權力交接故事的一部分。通過冷戰加上雅典斯巴達的內鏡來看，今天的大國關係應該給我們希望，也讓我們警惕結構性的威脅，希望和平的結局，就像冷戰1.0一樣。但隨之而來的是需要時刻警惕，我們不會滑入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雅典斯巴達式的結局。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邁克爾·祖恩教授指出，現在的國際秩序是長期演變的結果。但是，這個秩序已經包含了自我毀滅的種子，所以它的衰落也並非偶然。他提到衰落的兩個原因：第一，衰落由成功開始，這是一個開放的秩序，所以會出現力量平衡的變化；第二，並沒有意願和相應行動以改變國際機構適應力量的變化。關於系統性的對抗，邁克爾·祖恩教授表示，系統性對抗觀念是以冷戰為模板演變出來的，而潛在霸主之間的鬥爭被放在一個意識形態的框架中。從意識形態的狀態來講，民主國家和自由主義國家都非常廣泛地出現了對自由主義的抗拒，有些國家從自由民主的形態轉為納粹主義、民粹主義、威權主義或民族主義。很多國家現在正進行一個力量的變化，即意識形態戰爭。
中山大學周方銀教授指出，國際秩序是國家之間穩定的規律和行為，它的主角是國家行為者，而大國關係演變會深遠地影響到國際秩序，各國經常超出雙邊或三邊動態，形成一個非常廣泛的國家網絡。關於當代的大國關係，他談到，第一，大國戰爭的意志會帶來很大的災害，相對的益處幾乎可以被忽略，任何理智的大國都不應該進行這樣的戰爭；第二，大國相對於小國的戰爭，大國可以提供大量的能源資源，使得小國能夠持久抵抗外國入侵，大國的支持使得小國可以做出這樣的選擇；第三，高科技能力的重要性，高科技領域的發展使得大國保持國際競爭的狀態，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也越來越多地基於先進半導體芯片、人工智能以及數字經濟。
談到國際秩序的演變，他認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國際社會的傳播基於一些假設：第一，國際機構有很強的能力限制各國的行動；第二，國際機構的參與和合作能夠改變一些國家的看法，限制他們的行動；第三，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國家一般都強調不能夠挑戰國際秩序。同時，周方銀教授指出，第一，國際機構有巨大的局限，沒有辦法限制各國的行動；第二，儘管有非常複雜的國際機構網絡，但是權力政治和叢林法則並沒有消失；第三，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有一個根本性的弱點，即它特別容易受到大國權力政治的影響。他強調，為了增加未來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投入，我們必須要有更多的信心和信任。未來的國際秩序，必須要考慮到實力以及利益結構之間的動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