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借助新媒體平台而產生的快速傳播性。“館長”現象的出現，代表著兩岸民間文化交流呈現出網絡時代的新特點。新媒體拓寬了兩岸青年獲取信息的渠道，加速了文化現象的擴散，成為打破偏見、解構謊言的重要力量。陳之漢以“反謠言”為核心，通過直播的形式，將大陸發展細節與台灣綠營刻板印象直接對比，形成強烈視覺衝擊，這種“沉浸式體驗”讓觀眾成為“見證者”而非被動接收者，與國台辦推動的“共同歷史記憶”政策高度契合，引發兩岸網友情感共鳴。
曾磊表示，台灣民眾苦於民進黨操弄意識形態，挑動兩岸對立，而“館長”對民進黨當局的批評，精準契合了台灣民眾對政治的不滿情緒，以及對兩岸和平交流、改善民生的渴望。而長期以來，主導兩岸交流的力量多為國民黨，以及親國民黨各路人士，民眾關心的農產品銷路、青年就業、跨境民生服務等議題往往被邊緣化，因此傳統的兩岸交流模式常常被台灣民眾質疑為“政客搭台、利益集團唱戲”。“館長”所進行的兩岸交流，被民眾視為是脫離了台灣政黨渠道的創新之舉，因而廣受歡迎。此外，兩岸敘事正在從“政治對抗”轉向“民間認同”與“文化共情”，兩岸合作重心開始向民生領域下沉，這也為“館長”現象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最後，曾磊強調，“館長”的個人軌跡，既是台灣社會對民進黨操弄意識形態、漠視民生的不滿宣洩，也是傳統兩岸交流模式遭遇信任瓶頸後，民間力量自發探索新路徑的縮影。未來兩岸文化交流的深化，或許正需要更多這樣扎根民間的“信使”。當越來越多台灣民眾像陳之漢一樣走進大陸，用親身經歷打破偏見；當越來越多兩岸青年通過新媒體分享生活、共鳴共情，兩岸關係便有了抵禦政治操弄的堅實民間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