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英國當時勞工工會的頑固，我是有著深刻體會的。在1974年，煤炭工人大罷工開始，這使得勞工黨再次掌權。對英國來說，這無異於一次“國體政治自殺行為”。當時我還是一名劍橋大學的研究生，而在那時的英國，我的同窗大多數都認為去企業工作是一件十分尷尬的事情。不少英國人會認為，做一名教授，或是一名公務員，甚至是在倫敦獲得一份金融方面的工作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但若是畢業後去商業工作或創業，這似乎是對自己人生十分不負責任的做法。
的確，勞工工會為當時英國民眾的各種生活定義了“限制”。在煤炭罷工開始後，我曾去過英國維岡的一處礦區，在那裡我見到了不少參加罷工的煤礦工人，他們是不會容忍任何形式妥協的。更讓我吃驚的是，在維岡這個地方竟沒有中產階級存在，因為中產階級人群會被認為是礦工的死對頭。
撒切爾夫人是1979年當選英國首相的，而作為一名記者，我被再次派駐倫敦是在1980年。當我到了英國後，大街小巷已經開始傳播新的理念了，比如將金融產業列入競爭機制內，而且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是，“賺錢”而非“接受遺產”開始逐步深入人心。漸漸地，工會的勢力開始變小，富人小團體的問題也開始層出不窮，與此同時，英國人停止了發問那些毫無意義的問題，比如“你的父母是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