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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偉（Orville Schell），美國亞洲協會中美關系中心主任，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B）新聞學研究生院院長。夏偉的15本專著，其中十本與中國事務相關；（中評社記者 宋楷文攝） |
柯慶生說：第二種挑戰是關於全球治理的。對於美國外交決策者來說，這是個更大的挑戰。具體地說，就是如何讓中國在全球性的問題上貢獻更多的精力，更加的具有建設性和持續性。這些問題會影響到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主要大國的利益，比如核不擴散、地區衝突、人權危機、全球金融穩定、氣候變化等。
柯慶生說：總的來說，我認為這個世界已經變得越全球化了，大家之間的聯繫更緊密，所以與一戰前的局勢沒有可比性。所有的大國都需要看到全球性的問題都是走在一個正確的方向上，否則情況會很危險，而搭便車解決不了問題。比如在核不擴散的問題上，中國如今的經濟體量已經足夠大，因此如果中國跟朝鮮、伊朗這樣的國家仍保持一定的經濟聯繫，那麼世界上別的國家對他們施壓的效果就會大大折扣，因為他們只要依靠中國就足以維持自己。
柯慶生強調：可是問題來了，中國雖然是大國，但仍是發展中國家，有很多國內問題——中國政府也知道這些。在歷史上，國際社會從未期待過一個發展中國家為遠在其國境線之外的全球問題做出貢獻，就如同當下對中國的期望一樣。中國目前的人均GNP只相當於厄瓜多爾的水平，而沒人會指望厄瓜多爾去解決為遠在其國境線之外的全球問題。我們之所以期望中國去承擔這些國際責任，是因為她有著13億的龐大人口和巨大的經濟實力，但做到這點是困難的。我想這個問題在將來會引發中美之間的摩擦。中國目前的做法會讓別的國家想，我們為什麼要貢獻出努力，然後讓中國來搭便車？這就表現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上。在美國，人們會說，當中國製造那麼多的污染時，我們為什麼要貢獻更多？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中國人會反唇相譏，從人均和歷史上看，我們排放的比你們要少得多。
柯慶生說：最後，我想說，中國的這一切的變化為何會出現在2009年後呢？我想主要是金融危機的原因。金融危機讓中國在國際上顯得更加自信，而同時中國政府面對國內問題時變得更加不自信。是的，中國變得更大、更強了，可以做更多的事，承擔以前無法承擔的事。但是，中國政府不知道這種“中國模式”是否還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嗎？經濟轉型能像他們所設想的那樣實現嗎？中國政府還比以往更擔憂社會出現不穩定。這也就是我認為為什麼小布什時期的中美關係跟奧巴馬時期的不一樣了，這不是奧巴馬的錯。我們在奧巴馬時期面對的中國已經不是小布什時期的那個中國了。對於美國來說，現在的中國比自尼克松之後以後的任何時期都更難應對。
夏偉：中國並沒有不按規矩出牌
夏偉（Orville Schell）表示：今天的世界讓人很困惑。如此不按規則出牌的ISIS怎麼處理？怎麼才能恢復對俄關係？不過，我們與中國的關係還沒那麼糟。不過前景難料，有很多新生的事物出乎了我們的料想。曾經，我們感到只要堅持我們所做的——擴大對華交流合作，中美就會亦步亦趨，而不是漸行漸遠。我一直在想，歷史是有一種不可逆轉的發展軌道的——開放會變得更多。但是當我1989年在中國的時候，我先前看到的那種自由開放的美好願景被打破了。儘管如此，我還是在想，我們其實都仍在朝著一個方向行進，只要給予足夠的時間。我發現中國人有一種歷史的宿命感。我們都曾認為，由於種種原因，從軍管之下的民主到實行憲政是歷史的規律。
夏偉說：然而，我現在真的沒有清晰的看到有這樣一個發展趨勢，對此也沒感到多少希望。中國在習近平的治理下正朝著一個不同的方向在行進，而且我並不期待中國會朝那個我們都認可的方向走。還記得“歷史的終結”嗎？我們現在看到“歷史的終結”已經終結了。尤其的是，中國似乎在說，我們並不是在朝著你們所想的那個方向在走。我們看到了“中國模式”，它的最終目標似乎跟我們的不一樣。這樣會使我們與中國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因素。
夏偉說：此外，我認為中國式的敘事方式在很多方面都已經過時了。這就是造成了很多偏執的“受害者”心態——中國人認為西方侵略了中國，日本占領了中國，西方在上海設立租界，西方對中國不善。這些心態的存在對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這樣的領導者來說是個天賜良機。中國被西方欺凌——我並不否認這段歷史。我想說，正是從那樣的對歷史的解讀中，有了中國式的敘事方式——中國被欺凌，是受害者。我想這一心理定勢在過去幾年中發揮了極大的影響，使得中國人對西方的意圖有著十分偏執的看法。當然，我們的意圖並不總會那麼好——我們犯過外交錯誤，發動過不該發動的戰爭。目前在中國，有一種不可抵擋的抵制西方的傾向，抵制普世價值和最基本的人權。這種敘事方式使我對當今僅有的這兩個能撼動世界的國家如何相處下去感到擔憂。兩者之間的不信任在不斷加強。這對未來不是什麼好的預兆。這一切讓我很困擾。
夏偉強調：不過也不是沒有希望。正如我開始所說，中國並沒有不按規矩出牌。中國對美國又愛又恨，跟俄羅斯對美國的態度不一樣。我們仍然能利用中美之間複雜而悠久的外交遺產。但是，如果我們不再有共同利益——像尼克松、基辛格那個年代我們有著共同應對蘇聯的目標，如果我們不再跟中國有比跟法國和加拿大更長的擁有共同利益的歷史，那麼接下來會怎麼樣。不過，我們現在可能會有一個新的共同利益，那就是來自氣候變化的挑戰。我們確實看到了，一年以前，兩國元首共同簽署了減排協定。我們兩國之間確實可以有共同利益，比如氣候變化、應對傳染病、核不擴散、貿易——兩國還是能走到一起的。至於這些難以估量的因素——雙方各自不同的敘事方式、相互不信任和猜疑——當然會繼續存在。中國確實還沒有熟悉用國際社會所熟悉的那一套方式與國際社會打交道。中國正在不斷學習，會犯一些錯誤，變得更加好鬥。中國人對這些變化當然是喜聞樂見，因為這象徵著他們所獲得的新的財富和力量，但從長遠來看這對中國並沒有什麼幫助。中國需要學會容納的下世界上的其他大國，這是中國必須要做的，如果想要繼續生存下去的話。我很高興可以和你們分享我對中美關係未來的深深的自信。但是，我們必須為此共同努力，避免中國走上俄羅斯的道路。
柯慶生：中國國內的趨勢和應對對方的方式，與美國是質量上還是數量上的不同？我們還能繼續相處嗎？我們不應該考慮過多我們間的不同，那樣會使情況更糟。在習近平的治下，中國現在的情況正變得更加糟糕。中國的體制有問題。同時，對中國進行制裁是沒用的。我們只能與中國接觸，然後向中國解釋人權問題——你已經簽署了人權公約，保障人權對中國的長治久安是必要的。舉個例子，如果想打擊腐敗，他們就必須保證記者和律師的權利、人權、司法獨立、新聞自由、法治。中國的不穩定是美國的噩夢。與不穩定的中國打交道比跟強大的中國打交道對美國更難，美國無能力應對不穩定的中國。中國需要建設性的批評，這對其自身穩定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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