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如果是中國內地的企業，符合國家發展戰略的，比如說絲路基金，亞投行都介入了，如果還需要資金，香港就可以提供融資，這有機會突破國家主權評級的限制，因為畢竟這是一個在國家戰略、國際金融機構介入下（的情況），風險會適當降低。第二，國內其它企業本身在香港上市的或在國內上市的，如果它有一個比較大的實力在支持，比如大中型國有企業，香港的融資就不是完全為這個項目服務的，可以放給這個大公司，可以用公司的資產作擔保。”王春新分析說，世界上有很多靈活的方法能夠讓香港的金融業介入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中。
而在上市方面，王春新認為，一些基建項目做到一定程度其實就可以上市了。“例如有一個在緬甸、柬埔寨的鋪電纜的項目，可以把這些電纜租給一些電信公司收取租金。投資大，收入也大，這家公司就準備在香港上市。另外一些基建項目，比如說高速鐵路，投資之後有了固定收入就可以在香港上市。”
王春新指出，這些企業上市以後就可以在香港進行資本運作，因此香港的發揮空間比較大。他認為，即使在法律層面，香港對於這些國家的上市會有所考慮，但香港至少可以做一些事。
作為內地企業向外拓展的中介和橋樑，王春新希望香港所發揮的功能不僅僅局限於投資和融資，還應包括貿易、物流、法律服務等。
他舉例說：“中國的三峽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水電企業，早前就在香港成立了一個三峽南亞公司，重點是去巴基斯坦開發當地吉拉姆河的四個大型水電站，這些的投資總額應該是在100億美元以上，就是三峽公司通過三峽南亞公司投資的，而不是直接過去。”
王春新認為，這樣做的的好處在於能夠讓股權多元化。“以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關係）的形式，自己占70%的股權，其它15%的股權交給世界銀行的國際金融公司，令投資國際化，還有15%的股權則交給絲路基金。股權多樣化的同時，卻不離開中國企業主導。”
他指出，這種做法還分擔了風險，也是融資的需要，而相當一部份的融資就會在香港完成。
王春新還表示，除了中國企業走出去，中國的人材也可以利用香港這個平台走出去。“例如內地人在香港成立一個機構去投資，這些人看上去來自香港的機構，實際上卻來自國內。”王春新說，現在正在做很多大型兼併收戰略的，往往是對香港、內地都很熟悉的，他們的魄力在於不僅熟練掌握國家政策，還熟悉投資環境，能夠利用香港的金融地位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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