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上，當東盟意欲在區域事務中發揮中心作用時，中國開始提出自己的主張，上海合作組織發揮更大的作用，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倡議等推出，中方沒能向世界很清楚地闡釋自己的戰略意圖。與此同時，中國軍力快速增長，在美國人看來，中國軍力增長與其大國地位提升相聯繫，而不僅限於防禦。在美國看來，中國並沒有世界級的義務，為何要世界級的軍隊？他們擔心中國不僅有在東亞驅除美國、尋求霸權的雄心，也有在世界上取代美國的目標。加上美中經濟體制上的不相容性，美國愈益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
在此過程中，外界對中國領導人的講話表態沒有給予密切關注，比如中國領導人申明中國支持國際體系，並不想推翻之，只不過想讓自己更好適應變化的世界，因而需要一些補充性的機制。這並非一種革命性的手法，但華盛頓的決策者對此並未關注。中國自己對於如何擺脫“安全困境”的闡釋也不夠，亦即如果中國追求更大的安全，周邊國家的恐懼感會增加，中國如何不讓周邊國家擔心，也有許多事情要做。
2， 您更多的是說到中國崛起給美國帶來的焦慮與擔憂，但從美方看，有什麼驅動因素呢？
答：美國政治程序產生了美國歷史上首位沒有政治經驗也沒有軍事經驗的總統，共和黨內最有經驗的人物因為反對特朗普參選而被排除於特朗普政府之外。特朗普政府的高官是美國現代史上最沒有經驗的，美國政府更替的“旋轉門”制度在特朗普這裡失靈了。
特朗普政府的高官多以競爭性來看待美中關係而輕視合作的一面。這與房地產商人出身的總統重視雙邊談判，而不喜歡多邊機制相結合，於是產生了一個以零和看待國際關係，不考慮後果的政府，採取重大行動撤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美韓自貿協定。在處理國際關係時，特朗普政府傾向於使用雙邊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來施加解決方案，造成國際形勢的不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