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商會組織認為，這個明顯聚焦於單一能力的新軍售政策，主要是僅用於因應攻台“開戰日/登陸日”(D-Day) 的情境，而其他不符合這個情境的裝備功能則將遭到拒絕，其中一些可因應防空識別區(ADIZ)行動，或台灣遭到封鎖時所需海軍裝備，也可能遭拒絕。他們擔心這種單一聚焦於“不對稱戰力”的台灣安全構想，不但沒有加速提升台灣的嚇阻能力，反而導致政策被誤解，並且拖緩整體軍售過程。
從2017年開始，美國改變之前長達十餘年的時斷時續、打包出售的模式，恢復常態化、例行化對台軍售的程序。在接獲台灣的需求信函(LoR)後，通常會啟動跨部會諮商，評估需求的實質效益。評估的單位包含美國國防部、國務院、國安會、各司令部、美國國會以及相應軍種的獨立意見。
這兩個商會對新政策的不滿在於，在前述正常審核程序前，將會再加上一道新的程序，預先處置(preempt)任何經台灣自我評估後所發出的需求信函，即僅由白宮國安會及國務院來決定是否應該售予台灣的裝備項目，該兩機關成為軍售與商售程序的“看門人”。他們認為，這種回歸到過去的作法，甚至新增阻礙程序，不利於改善對台軍售。
美台商會會長韓儒伯（Hammond-Chambers）稱，美國對防衛台灣採取了戰略模糊性政策。如果美國不允許台灣獲得防禦和威懾的全面能力，目前還不清楚美國的軍力是否會填補台灣能力缺口。在缺乏戰略清晰度的情況下，拜登政府的新政策允許北京的規劃者聚焦台灣範圍更窄的防禦立場。這將製造台灣新的弱點，對台灣的自信和實際防禦造成巨大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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