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9日電／20世紀90年代，世界進入“後冷戰”時代。以“歷史終結論”為意識形態象徵，世界進入美國主導的“一超多極”格局，中國也在這一格局下深度擁抱全球化，獲得年均9.5%以上的經濟高增長業績，來自“世界工廠”中國的穩定廉價工業品和俄羅斯等國的穩定廉價能源供給共同維持了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平滑演進。然而，隨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世界格局逐漸呈現“東升西降”的趨勢，美已經不滿足於其所主導的後福特主義資本主義彈性積累體制和全球“離岸外包”體系所帶來的財富份額。以2007年美次貸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為起點，同時隨著資本主義向數字化、平台化的方向加速演進，美以“重返亞洲”為地緣政治戰略先導，著手全球供應鏈布局的新一輪深度調整，並產生一系列意外後果。
新冠疫情加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不負責任的政治邏輯操弄對華“產業硬脫鈎”，給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順暢運轉帶來嚴峻挑戰。產業界和學界均有人擔憂，隨著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的攀升，中國相較於東南亞、南亞國家的產業競爭優勢已消失，進而催生內地的工廠關閉潮與失業潮。然而，從近期的形勢來看，疫情期間出於成本控制和“產緣政治”的考量而遷出中國的諸多製造業企業，為了維護供應鏈的穩定，又出現回流中國的勢頭，本文擬進行以下三個方面的分析與研判。
一是全球供應鏈產業鏈東移大勢不會變。鑒於中國崛起已然成為“地緣-產緣-幣緣”政治上重要的利益關涉，有業內人士認為，後疫情時代隨著全球產業變革繼續深化，新的產業形態、布局、組織方式和分工體系都將不得不進行深度調整，進而邁向產業集群治理的新階段。在此過程中，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進一步東移，全球製造業45%在亞洲，其中30%在中國。除了製造業份額優勢外，通過追求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自立自強，中國已實現在“一般用途技術”(GPT技術)上的“領跑”，短期內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工業主導權不可撼動。
二是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加速發展將使世界經濟形態發生顛覆性變化。長期以來，中國的比較優勢被簡單地歸因於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的低廉價格。如果進行深入分析，會發現這種經濟理論頗具誤導性：早在1980年世界銀行就派觀察團考察中國勞動力潛在特質，給出的結論是中國勞動力價格存在被低估的現象。按照當時國際市場勞動力價格來估算，中國勞動力的真實價格應是表面價格的6倍以上。這一點也間接說明，中國真正的比較優勢並不單純是所謂的廉價勞動力，更在於建國後在社會主義建設熱潮中所形成的基礎設施條件和務實高效靈活的勞資協調機制，以及所培養塑造的勞務工積極學習、吃苦耐勞的能力素質。也正是在這個國情基礎上，以深圳經濟特區產業升級迭代為標誌，中國以較短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工業國“勞動密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產業升級歷程，從“要素驅動增長”走向“創新驅動發展”。隨著中國無人化、智能化的“燈塔工廠”的湧現，全球供應鏈產業鏈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發展已不再具備效率上的優勢，讓產業回遷中國，將是國內外投資者最明智的抉擇。
三是美西方為應對中國崛起而大搞“政治硬脫鈎”不可行。去年以來，隨著多場地緣政治衝突的爆發和蔓延，全球供應鏈的完整與順暢運行遭遇空前挑戰，由此而引發的大宗商品供應鏈、產業鏈危機可能在短期內無法消失，更無法通過美聯儲的投機操作來解決。原瑞銀信貸短期利率戰略部負責人佐爾坦•博薩去年3月在其發表的研究報告《貨幣、大宗商品和布雷頓森林體系3.0》中指出，在70年代以來的“布雷頓森林2.0”(即“牙買加體系”)時期，在貿易開放的基礎上追求資本自由流動與全球化配置，分配各經濟體比較優勢並做好以just-in-time(準時化)生產為標誌的全球供應鏈管理，一度給美國帶來宏觀經濟的景氣與民生的優裕；而在未來可能到來的“布雷頓森林3.0”時代，去全球化、自給自足、“準時化”主動補庫、低效率供應鏈以及更高昂的航運與金融保險成本等將帶來曠日持久的通脹，進而破壞舊有的全球貨幣體系協定，加劇全球治理赤字，引發全球治理變革。
早在《鴉片貿易史》中，馬克思就曾經辛辣地諷刺西方殖民主義的本質無非就是在全球市場維持其“賤買貴賣的特權”，而如今西方人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簡單地歸咎於新興經濟體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甚至像以往一樣意在通過政治強權迫使新興經濟體為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買單，顯然既不公平也不再可行。
來源:中國網 作者：席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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