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月指出,美國實際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推進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發揮更主動活躍的作用。近年來日本被美國國內政治的不確定性所驅動,日本人在談論“美國放棄症候”,擔心特朗普卷土重來。所以日本想趁拜登還在任之機綁緊日美同盟,使之即便在特朗普治下也還能存在。
望月進一步分析,日本國內政治過去10到15年實質性右傾,反華情緒上升,限制日本軍事擴張的和平主義弱化。這有利於日本決策者推動國防政策的轉向。岸田文雄在日本國內支持度的下滑,使他難以抵制自民黨內民族主義者的推動。
對於日本在美國構建印太“網格化”同盟中發揮先鋒作用,這位美國日裔學者提出批評。他說,日本基本上就是在追隨美國。雖然拜登政府已經採取步驟,為惡化的美中關係設立底限,但日本卻相當被動,在開展對華高層外交接觸方面投入甚少。這是日本外交的嚴重不足,有違其闡明的自我利益。
望月指出,鑒於日本社會老化、經濟停滯的現實,關於日本能發展足夠軍力,稱為改變亞太軍事力量平衡第三大力量的主張是荒謬的。日本可以採取的替代手法是發起建設區域中等力量國家的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