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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台灣收複後之文化消毒運動》剪影。（來源：汪毅夫提供） |
中評社香港9月19日電（作者 汪毅夫）我在《“去中國化”歷史講話》等學術報告裡多次談到，在台灣，“去中國化”已經有120餘年歷史，它經歷了正（日據台灣時期）、反（兩蔣派遣和親率的團隊主政時期）、合（李登輝及其追隨者推動的時期）三個階段，並尖銳指出：日據台灣當局推行的“日本化”（又稱“內地化”、“皇民化”）就是不折不扣的“去中國化”，它包括改日本國籍、講日本話、用日本姓名、行效日本風俗習慣等“外型”或“形式”上的“日本化”即“去中國化”，以及灌輸“皇民意識，俾使對事物之看法與內地完全一致”的“精神”和“實質”上的“日本化”即“去中國化”；台灣光復初期，兩蔣派遣的團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政府）的“去日本化”及時而有效地針對了“外型”或“形式”，針對其“精神”和“實質”的部分”則乏善可陳、令人失望。
1945年1月1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台灣省黨部主辦的《台灣研究季刊》創刊號發表汪受田的《台灣收複後之文化消毒運動》，充分肯定“今日台灣同胞依然保留著中華民族的血素，他們熱情愛國的胸懷是永遠不會磨滅的”，也客觀面對“敵人五十年的毒化”，呼籲“台灣收複後”應開展“文化消毒運動”。汪受田說的正是“精神”和“實質”上的“去日本化”。汪受田的意見並未受到重視和采納，惜乎哉！
汪受田（1889—1965），台灣台南人，前清秀才，北平匯文學堂（燕京大學前身之一）出身，是台灣進士汪春源長子。當時，國民黨中央直屬台灣省黨部駐地在福建戰時省會永安（其辦公處所名“復興堡”，以其門前有楹聯“光復台灣，振興中華”也），汪受田也在永安工作。
（作者汪毅夫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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