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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力工：台灣號稱“民主實驗場”，這多年下來畫虎不成反類犬。 |
中評社香港6月12日電（作者 俞力工）6月3日，筆者在《析阿扁的四條“出路”》一文中，提及台灣在2008年之前逼退陳水扁的“體制內”辦法不外是罷免與倒閣。罷免一途難度甚高，原因是必須要有立法院2/3的立委支持，而目前泛藍勢力不及此數。倒閣則只需要1/2立委讚同，便可迫使陳水扁解散立法院，並提前進行立法院選舉。如果泛藍勢力能夠通過選舉佔有2/3席位，接踵提出的罷免案便極有成功的希望。泛藍國、親兩大勢力經“交鋒”後，決定選擇罷免一途，這又是為什麼呢？
綜觀近期台灣近期的事態發展，陳水扁政府的劣跡的確是罄竹難書。就弊案方面，就有陳哲南濟洲島賭場事件，“總統府”所涉的高捷包攬過程案，府內炒股票案，出境賭博案，司法黃牛關說案，將官升遷賣爵案，SOGO公司股權轉移黑箱作業案，華南金控案，台開案，中信金控案，台肥人事案，以及，所謂的“一妻、二秘、三師、四親家”所表現的用人為私的一系列貪腐、越權案。
除了這些把陳水扁周圍人士一網打盡的醜聞之外，涉及政府低能無效的還有日益惡劣的兩岸關系，族群矛盾的加劇，經濟蕭條、財政空虛的問題，金錢外交的問題，以銀彈攻勢幹預他國內政問題，以巨資購置低劣武器的軍購問題，朝三暮四、出爾反爾的喪失誠信問題…。
凡此種種，說明單單陳水扁的個人操守問題，便足以構成提出罷免的充分條件，除此還反映出，整個民進黨政府既是腐朽又絕對低能。設想，如果類似情況發生在中西歐，在野黨早已提出“不信任案”進行倒閣，同時必會推動提前選舉以達到更換政府目的。
中西歐之採取倒閣辦法，主要原因在於其政黨政治是歐洲社會經過數千年的激烈階級鬥爭（奴隸、封建、資本主義…）、之後所達成的妥協辦法，即代表不同社會團體利益的民意代表，互相間達成遵守憲法的共識，透過議會裡民主議事的討價還價，貫徹社團所托付的任務。民意代表固然可出於策略選擇、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維護社團利益的習慣與紀律早已構成起碼的“政治倫理”。
換言之，在中西歐，民意代表所代表的是集體行為；舉手投足也必須符合集體利益。當執政黨整體出現問題時，在野黨不會把問題“個人化”，而是爭取盡快的政府交替。在歐洲尤其不可能發生的是：個別政黨的領袖人物，出於私交，而替對立黨的政要助選（台灣所謂的“站台”）。或者，純粹為了做官，而非出於意識形態原因，突然脫離隊伍，到對立政黨所組成的政府裡擔任行政院長之類的要職。
台灣號稱民主社會，實際卻是筆者再三形容的“民主廟堂”。它移植了歐洲的民主框架，而不具備政黨政治的實質內容。也就因為華夏文化圈缺少歐洲的獨特社會背景與政治倫理，凡華夏文化圈的政黨多具有如下特點：一. 政黨成員缺少階級歸屬的同類性，由是代表某一社會階級、階層的意識極端薄弱；二. 組黨目的在於不擇手段推翻現有政府或鞏固自己的政權，因此民意代表趨向於“綿羊”或“梟雄”兩種族群；三. 在缺少團隊監督與團隊壓力的情況下，民意代表便少有政治倫理甚至趨炎附勢、惟利是圖；最壞的情況則是，要麼把國會當作橡皮圖章，要麼把街頭的惡鬥原封不動地搬進“民主廟堂”。
台灣實質上仍舊是個相當傳統的儒家社會，勞資問題一旦發生，多不會通過政黨、工會去尋求社會正義，而是讓家庭成員和近鄰、好友來分擔一切後果；政客著眼的不是政黨、階級利益，在乎的也不是政府的更換，而是某個關鍵職務由誰來佔據；該集中力量商議如何採取最佳對策更換政府時，考慮的卻是如何把沸騰的民眾情緒當作表現自己的卡拉OK背景，高唱一首做秀歌曲。
也就因為如此，盡管民進黨政府出了如此多的紕漏，在野黨團擬議的策略卻是“把皇帝拉下馬”。而當泛綠支持者指責泛藍派為的是“奪權”時，身為反對黨領袖的小馬，竟然羞於作出“就是要更換政府！”的答復，反而說出“罷免陳水扁後，我一定全力支持呂秀蓮擔任‘總統’”的國際笑話。台灣號稱“民主實驗場”，這多年下來畫虎不成反類犬，想想真還不如發揮華夏文明的智慧遺產，少花點銀子，多花些精力設想如何結合現代條件選賢與能。（作者 俞力工，為國際評論專欄作家，歐洲華文作家協會會長，台灣世界新聞大學客座教授，現居維也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