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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三次峰會的聲明而言，G20的企圖心及共識性是遠勝以往的。 |
中評社台北9月28日電／台灣經濟日報今天社論說，20國集團（G20）上周五在美國匹茲堡成功收割一年來協同政策的成果，更決定要將G20的領袖會議常態化，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這項決議看來是理所當然，卻也未引發太多共鳴；但這不啻是台灣參與國際經貿社會的一大警訊。
試想，有了G20，台灣目前擁有正式會員權利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重要性勢必大降，已在跑龍套的台灣再這樣打混，屆時恐怕連出場的機會都沒了。
社論指，經濟性峰會一般是傳遞政策訊息多過實質作為，常被視為徒具形式意義；由G20取代原有的八大工業國高峰會，更因為參與者包含工業國家與新興國家，立場更難協調，故而代表性雖擴大，運作效率卻受到質疑。再者，去年引發經濟大蕭條危機的金融海嘯，是促成G20緊密合作的即時黏著劑，如今危機漸退，各國保護自身利益的政策需求可能更甚於擴大協同，過去十個月的成功並非未來繼續合作的保證；因而對G20將發展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首要溝通管道，國際間多是冷眼以觀，且保守看待其成效。
但是，從G20三次峰會的成果，尤其是這次聲明而言，G20的企圖心及共識性是遠勝以往的。例如本屆公報要點即明訂：先進國家須讓出國際貨幣基金（IMF）至少5%的投票權給新興國家；還要求各國財長須在11月協調振興措施退場的時程、規模及順序；更明言明年3月以前消滅避稅天堂、明年11月要提出金融業新資本標準等；最為關鍵的是，G20還約定明年2月實施對等檢討機制，以評估成員國是否落實政策等。這些具體且有時間表的規範顯示，G20做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是玩真的，而非僅限於鬆散的意見交流。
社論指出，G20全球經濟協調機制走向常態化，反映了兩個關鍵意義。第一是正視新興開發中國家的影響力；尤其是在此次金融海嘯之後，全球經濟勢力版圖正快速重整，缺少新興國家的參與，政策協調成果將因不完整而打折。其二是看到經濟全球化下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其無礙於各國因勢利導的政策特殊性，但跨境事務的高頻出現已是常態，缺乏國際溝通的政策，將會積聚有如此次金融海嘯般的風險。
舉例來說，在確保全球平衡成長這個大目標上，中國、德國和日本等出口大國必須增加消費，高負債的美國則須降低消費。這個說來簡單，但調整過程必須是一協調的行動，假若美國減少消費，而其他國家卻未增加支出，其結果可能稍稍修正失衡的現象，卻會導致全球總需求的萎縮，阻礙經濟的復甦。在國際金融監管上也是如此；G20雖然對提高資本適足率有共識，但若沒有一致的標準，就可能形成國際監理套利的空間，形成另一種風險的集聚。
社論說，上述意義放到台灣來看，或許做為政策追隨者，我們目前能做的只是儘量完整蒐集相關信息，做為政策調整的依據；但是，做為前20大經濟體之一的台灣，仍應思考如何融入這樣一個對話機制。現實狀況任誰都知，台灣的“主權問題”是參與國際組織的最大障礙，這是我們以關稅領域參與WTO及APEC的主因；但G20的崛起，雖不致取代WTO及APEC，但兩大組織恐將也是唯G20馬首是瞻。昔日台灣參與國際經貿組織多夾雜政治性目的，但其真正功能是在掌握趨勢、主張權利、引入外部改革壓力，而台灣長期被拒於門外的無形損失已在發生之中。因此，切莫輕忽G20常態化對台灣的影響，更要展開必要的研究與對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