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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民營企業幷沒有處在邊緣化的趨勢，這肯定是一個逐步漸進的過程。 |
一提到公平競爭和投資環境的話題，慧聰國際資訊有限公司董事長郭凡生就遏制不住地感喟：“這對我們來說，是太重要的命題，沒有公平競爭就不會有國家和民族的興盛！”郭凡生極爲自信于中國民營經濟强大的競爭能力，他認爲，“中國製造”這個現在震撼世界的標牌即得益于民營經濟的巨大貢獻。“祗要是放開的行業，我們根本不怕國際資本。祗要放開，中國人都能做好。不僅僅在傳統産業，在互聯網這個高科技行業，我們照樣能做好。”
民企何辜———“一刀切”變成“切一刀”的宏觀調控
近兩年來，國內學界比較一致地認爲：最近一輪的宏觀調控，對中國民營經濟的影響和沖擊比較强烈。以研究宏觀經濟見長的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袁鋼明認爲，本輪宏觀調控的治理目標從開始的投資過熱，到現在提出的節能降耗、産能過剩，矛頭都直指民營經濟。以鋼鐵行業爲例，在提出控制投資規模的時候，首先一個標準就是能耗，繼之進一步發展爲按企業規模、等級、産品類型劃綫，從而事實上將新建民營鋼鐵企業拒之門外。但從鋼鐵産業發展的現實情况來看，已經有不少民營鋼鐵企業迅速發展爲實力雄厚、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無論是用貸款、土地，還是技術標準來衡量都無法拉下馬。在中國鋼鐵供需量已基本平衡的前提下，這使得政府“十一五”規劃中擬建、在建的國有鋼鐵企業沒有了存在空間。此種局面下，一些政府管理部門祗得明確提出按企業性質進行宏觀調控的意見，從而使得最初以總量控制爲目的的調控异化爲以企業所有制爲標準的調控，刀鋒直逼民營企業。這是當前民營經濟發展中所遭遇的最爲典型的不公平待遇。
提及非公經濟遭受的不公待遇，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保育鈞說：“不公平，首先是表現在市場准入方面的不公平。爲了解决這個問題，所以才出台了‘非公經濟36條’，目的在於解决平等待遇、公平准入的問題。但從現在的情况看來，解决問題的難度遠遠超過原來的估計。”
是誰設置了“玻璃門”？
那麽，到底是誰設置了民營經濟市場准入的“玻璃門”？保育鈞說，“國內有七大壟斷行業。除了電力、電訊、石油、鐵路、民航之外，還有軍工和銀行。按照中央的方針就是要引進競爭機制，就是自然壟斷行業也要投資主體多元化，引進民營資本進來。但現在不行。壟斷行業用權力和意識形態結合起來，排斥民間資本的進入，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壟斷的外部性———誰可漁利？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會發現，整個世界市場是同一的，它不會適應我們中國的需要分別産生一個國企的市場和一個民企的市場。我們應看哪種體制更適合于中華民族的振興。不該出現壟斷的領域出于某些考慮而刻意壟斷，最終的結果可能是兄弟鬩墻，漁翁得利。
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特邀研究員陳全生說：“現在的情况就是外資進入的時候條件非常地優惠，土地政策、稅收政策給了很多。而當民營經濟進入的時候，則給很多的限制，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這種局面繼續下去會出現什麽？10年、20年之後，中國國民經濟是以外資企業爲主體的中國經濟，這是不行的。”這也在實際上削弱了民企面對外資時的競爭能力。
對非公經濟發展的差异化認識
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非國有經濟處處長顧强則有不盡相同的看法。顧强同樣以鋼鐵行業爲例，透過數據指出：全國5年前産能超過100萬噸的企業有40多家，到2005年已經有92家，新增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而幷不是國有企業。即便是在已運行兩年多的現行宏觀調控政策下，發展最快的同樣是民營企業。譬如沙鋼，現在年産1500萬噸，已是名副其實地排在同行業全國第二的超大企業。事實是，在中國特定的市場環境下，大量的民營企業項目即便是幷沒有被批准，最終也發展起來，産品也進入了市場，甚至很多企業進入到上市公司的行列。所以，從實際情况來看，中國的民營企業幷沒有處在邊緣化的趨勢。問題是，這肯定是一個逐步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是僅靠政府出台文件就能够解决的。
如何建設公平的競爭環境？
身爲政府經濟管理部門的官員，顧强强調的是决策的程序正義。他舉例說，比如機制要透明化，包括政策的透明、規則的透明、程序的透明，最終結果的透明。而作爲篳路藍縷一路走來的民營企業家，福建恒安集團有限公司總裁許連捷則提供了一個最爲直接和質樸的觀察視角：“要公平競爭，政府出台的政策、制度就要面對所有的企業。企業不應該分國有、集體、大集體、小集體、地方國營、私營、民營等等，如果有這樣的區分，相信總有歧視。”
制度變遷的具體成果表現爲投資環境的差异。在更多的時候，制度的設計幷不缺乏智慧，關鍵是創新和實施的勇氣。許連捷在此方面感受頗深，認爲政府的舉措與經濟的發展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他自稱企業處於邊陲小鎮，資源缺乏，土地貧瘠，經濟發展之所以快，就在於投資環境好。比如說，在1989年當地民營經濟發展舉步維艱的時候，當地政府做了一個非常冒險又非常英明的政策，就是三個人合夥的企業就視爲公有制。這種既沒有理論依據又無先例可循的“制度創新”，却極大激勵了當地民營經濟的飛速發展。反之，舉凡最近發生的德隆系崩潰等民營企業起落事件，究根結底還是與發展環境有很大關係。
有關壟斷的冷思考———壟斷的十大因素
陳全生認爲，中國特色的壟斷包含十大因素，如果不了解這十大因素，是解决不了壟斷問題的。“第一是行政壟斷，第二是自然壟斷，第三是市場壟斷。這三種壟斷是合爲一身的。緊接著又有三個因素，跟前三個因素發生著影響和制約。比如，我們搞技術進步，就使原來的自然壟斷受到很大的影響。比如手機的發明，就使得原來固定電話的壟斷打破了，這是技術進步對於原有自然壟斷的影響；第二我們搞深化改革，不斷地打破原來的行政壟斷；第三，全球經濟一體化，大大削弱了原來封閉條件下國內市場的壟斷。這六個因素搞清楚之後，還要客觀地看待壟斷集團的利益。壟斷的利益是剛性的，上去以後就下不來了，我們要把壟斷行業的利益搞清楚，把壟斷企業利益搞清楚，把壟斷企業員工的利益搞清楚。不能隨便地予以剝奪，否則就亂套了。這是九大因素。而且每一個壟斷行業的背後，都有長期爲之奮鬥過的老同志，他的意見你要考慮，不考慮你就根本不知道什麽是中國國情。”所以，他說，“中國的改革要往前走，一個是研究應該怎麽辦，二是研究可能怎麽辦，第三個研究祗能怎麽辦。”
國企之困
正如民企飽受不公待遇的委屈一樣，國企也同樣遭受著體制不順的折磨。幷且，這兩者之間，顯然有著一種微妙的關係。
身爲大型國企的掌門人，中房集團黨委書記孟曉蘇說：“國有企業不好搞活，毛病不出在後兩個字，而出在前兩個字。”經濟學博士出身的孟曉蘇旁徵博引：“馬克思在《費爾巴哈》、《共産黨宣言》等其它文章里說過，國有制是無産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不得不採取的，但是這種國有制是虛幻的集體，是虛幻的共同利益……傳統國有制是找不到所有者的所有制。”
即便是不上昇到所有制的高度，機制之弊，也是公認的國企難以搞活的原因。但到底是什麽機制出了問題？陳全生用形象而詼諧的語言直指要害：“國有企業有三個機制搞不好。第一個就是白拿機制。爲什麽大家都敢白拿企業的東西？因爲所有者不到位。第二個是馬桶機制。就是坐在馬桶上方便的時候沒有味，站起來系褲子臭味就出來了。在位的時候鐵桶一塊，根本不知道什麽事，退位的時候一審計一屁股屎。這是爲什麽？監督不到位。第三個是寄生機制。我當國有企業老總，我把這個業務給誰？給不熟悉的人我怕被騙，我祗有找熟悉的，找哥們兒、朋友、親戚、兵團的戰友、大學的同學等等。我交給他做得很好，老做人家就感謝我了，人家感謝我，我就想再給人家一點兒好生意吧。所以寄生機制就出現了。所以，根本上說，國企、民企的差別還不是物質待遇等問題那麽簡單，而是機制不一樣。”
進退之道與共贏之路
國企存在著這些機制上的弊病，成爲“國退民進”呼聲的理論根源。然而，無論單純從經濟角度還是從國家發展戰略角度看，首先，“國”之“退”未必意味著要全面撤退，在“退”的同時還應有“進”；其次，無論是“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都不宜被簡單地視爲國企、民企雙方利益此消彼長的關係，對進退之道的適宜選擇應當同時鋪就雙方的共贏之路。
國企該如何退？除了普遍被認爲不適宜在競爭性領域存在之外，從微觀層次看，每個國有企業通過對自身的改造，退出一些業務和活動範圍，在爲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廣闊發展空間的同時，通過自身的减負也爲提昇自己的競爭力創造了重要條件。陳全生說，傳統國企應完成四步分離：“第一，企業辦社會分離出去；第二，輔助生産系統分離出去；第三，零部件分離出去；第四，把不相關的業務分離出去，比如人力資源部外包。經過四步分離之後，剩下的這些以一業爲主的，合幷同類項，形成一個新的、具有一定競爭力、主業突出的集團。國有企業主輔分離可以爲民營企業提供發展空間，提供發展的道路。所以國企與民企是可以共舞的”。
國企該如何進？國家“十一五”規劃明確指出：“推動國有資本向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脉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優化國有經濟佈局，增强國有經濟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發揮主導作用。”對話中，即便是始終都强烈抨擊國企低效率的郭凡生也表示：“非常同意戰略資源領域的國企進入，因爲這實際上是爲民企提供更安穩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陳全生顯然敏銳地意識到“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可能面臨嚴重的能源瓶頸約束的問題，於是從國家能源全球戰略的高度，系統地分析了國有經濟該往哪兒進的問題。
“第一往壟斷性資源領域進。這種領域國有企業進去通吃，通吃之後壟斷經營，壟斷經營幷不僅僅是爲了價格提高，而是作爲（對外）政治（談判）的籌碼。
“第二個是進入稀缺領域。比如銅。搞工業化沒有銅行嗎？到海外開礦去，誰去？開一個銅礦100億美元，民營經濟拿得出這個資本嗎？就得國家拿。誰去？國有企業去。
“第三個就是去戰略性資源領域。比如講石油，我們進口的石油佔40％，而80％是要經過馬六甲海峽，運這些油的船隊90％是國外的船隊。這行嗎？我們要改變路綫，就是到西伯西亞去，到中亞去，到南美去，錢從何處來？我們弄一個中海油收購尤尼科那麽一個小公司，在美國也就佔2％、3％的份額，就要185億美元。
“要進入壟斷性、稀缺性、戰略性資源領域，錢從哪兒來？所以要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退出，把錢收回來，進入到這裡，這才是有進有退的發展戰略。”
與陳全生同樣身爲經濟學家、幷曾與之共事多年的陳永杰則表示了不盡相同的看法：“美國認爲中海油收購尤尼科是背後有政府支持它，有戰略目的，所以才拒絕。但很多民營的石油企業到俄羅斯，到非洲，包括東南亞，人家都歡迎。爲什麽？就覺得背後不是國有做主張，幷不是控制人家命脉，所以民營企業來就可以。在現有政策下，當然祗有國有經濟可以進去，實際上民營經濟祗要給政策，同樣可以走出去。所以在這一點上，國有、民營經濟是可以幷存的。”
結語：制度背後的意識形態問題
問題兜了一個圈子，又回到了政策、制度這些軟環境問題上。保育鈞一針見血：“制度安排是用理論、理念支配的，我們現在的理念究竟是什麽？在現在這種理念下，制度根本是安排不下去。”林文僑不無無奈地爲這句話添了一個註脚：“傳統的理念必然會沖擊我們私營企業。”似乎是爲了驗證這兩位的論斷，提問階段中，果然有自稱進行經濟研究的人士向民營企業家發問：你的每一個員工是否都擁有你企業的生産資料？
正如陳永杰所指出：關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私有制等長期我們爭論不休的東西，在實踐中所摸索出來的經驗和書本上的理論教義有很大的差別，而且差別越來越大。“這說明我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時候，你堅持的到底是什麽，是不是真正意義的，這是值得討論的。如果公有經濟沒有一整套科學的制度保證它實現，這個公有經濟是值得懷疑的。”陳永杰以在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爲例說明：“採取對大多數老百姓剝奪的方法實現公有制，在這種意義上還說是社會主義和公有制的話，我對這種社會主義和公有制是懷疑的。我們老百姓不能直接從裡面得到公平好處的時候，這個公有制是值得討論的。”
來源: 中華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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