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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接任會長後，中華文化總會名存實亡。 |
中評社╱題：台灣中華文化總會發展歷程及其影響 作者：宋淑玉（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研究員
【摘要】台灣中華文化總會在半個多世紀中數易其名，它在每個階段均受到台灣歷屆領導人的重視而肩負各不相同的任務。兩蔣通過它來增強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正當性；李扁利用它來“去中國化”，搞“台灣文化”；馬英九時期的中華文化總會則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催化劑。蔡英文接任會長後，中華文化總會名存實亡，成為民進黨當局推行“文化台獨”的重要平台，正在并將繼續作為“台獨”勢力實現“邁向國家正常化”的“橋頭堡”，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及祖國和平統一構成深層次的障礙。
中華文化總會在台灣至今已有50多年的歷史，隨著島內政局的變化，其名稱、宗旨幾經變更，對台灣文化、兩岸關係影響深遠。2016年民進黨取得完全執政後，民進黨當局不斷將手伸向文化教育領域，之後“洗綠”中華文化總會便成為民進黨當局目標之一。
一、中華文化總會的組織沿革
追本溯源，中華文化總會的前身為1967年成立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復會）。若僅按名稱的不同，該組織從成立至今可分四個階段：
（一）1976年—1990年，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階段。
1966年11月12日，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01周年，蔣介石發表紀念文告，強調台灣是“彙集中華文化精華惟一之寶藏”。隨後，蔣介石批准孫科、王雲五等1500人所提“定國父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的倡議，由此正式拉開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帷幕。據倡議發起人所述，他們有感於“‘總統’繼承國父遺志，致力於發揚中華文化……籲請政府明定國父誕辰為‘中華文化復興節’，彰顯文化正統的所在”〔1〕。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由民間倡導，迅速得到政府支持并積極推動，最直接原因在於國民黨當局堅持“反共”的目的，極力爭奪中華文化正統以鞏固在台灣統治的正當性，正如蔣介石所言：“今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乃是針對毛匪‘文化大革命’進行思想戰與文化戰的重要武器。”〔2〕可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反共”大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1967年7月28日，文復會舉行發起人大會暨成立大會，通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組織章程》，推選蔣介石任會長，孫科、王雲五、陳立夫為副會長，谷鳳翔為秘書長。
文復會的人事任命與經費來源決定了其組織屬性。文復會的主要職務皆由國民黨政系統人員兼任，相關政策的研擬與達成基本通過各級黨政系統進行。蔣介石去世後，“副總統”嚴家淦繼任文復會會長。文復會的經費由“行政院”編列預算支應。創立之初，“行政院”補助文復會開辦費20萬元，并核定每月10萬元補助金〔3〕。此外，文復會還有少量的團體捐款。文復會第三次全體委員會議通過一項決議案，要求各機關應寬列預算以推動文復運動〔4〕。整體來看，文復會的運作費用大部分由黨政方面補助，不同於一般的民間團體，是一個主要由政府預算支撑組織運作的“社運團體”。1975年，在一次臨時全體委員會議中，秘書長谷鳳翔指明，“就組織性質而言，本會非屬社團或財團，為一社運機構，連系政府有關機關和社會有關團體共同推行文化工作”〔5〕。因此，彼時的文復會因其與黨政官方的深厚關係而實際上成為政府主導的機構，遠非一般民間機構可比。
此期，文復會的工作內容主要是推展中華優秀文化；發揚倫理道德；向國際宣傳，爭取海外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文復會主導的基於政治對抗的台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延續了戰後國民黨當局塑造統治正當性的一貫脈絡，儘管帶有鮮明的“反共”色彩，但其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是真心實意且成果斐然。
（二）1991年—2006年，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階段。
1987年台灣解嚴後，國民黨以黨領政的作為不斷受到抨擊，其中文復會的運作方式遭到本土勢力強烈質疑。文復會被視為將台灣“中國化”的專責機構，其運作經費被“立法院”删減直至删除。1990年12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被迫改組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簡稱文化總會）。遭此巨變後，副會長陳立夫、會長嚴家淦先後請辭。1991年3月28日，文化總會舉行成立大會，推舉李登輝擔任會長，并經“內政部”核准立案為社團法人民間團體。該會登記時基金為3000萬元新台幣，此後經費主要來自會費、民間募款，文化總會推動某些計劃會獲得台當局部分經費補助。
李登輝當政時期，文化總會的宗旨是“復興中華文化、發揚倫理道德”，看似與文復會一脈相承，但其目標卻迥異於文復會。文化總會的四項目標是：鼓勵社會各界，積極參與藝文活動，提升國民氣質；結合小區團體，宣揚倫理道德觀念，促進價值自覺；改良禮儀習俗，倡導現代生活方式，改善社會風氣；豐富文化內涵，鼓勵文化交流融匯，建立祥和社會。以上目標沒有明確提及維護中華文化，其著眼點是提高台灣民衆的文化道德素質，培育良善和諧的社會風氣。
從文化總會目標變化可以看出台灣當局對中華文化態度的轉變。李登輝當政時期，台灣當局開始強調所謂的台灣主體意識，將台灣與中國對立切割，“本土化”論述逐漸成為進行政治與意識形態動員的工具。李登輝認為台灣要想從中國脫離出去，必須在文化上去除“大中國思想”,在文化教育領域的最主要的做法是編制并推行“認識台灣”新版教科書。“認識台灣”新課程標準頒布後，台灣史的篇幅被提高，戰後國民黨一直推行的大中國教育從此便轉換成重視台灣本土的教育。這是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轉變。正像有學者所揭示的那樣：“台北政府近十多年來一直在日益積極地從事一項‘民族建設事業’。台北對台灣民族主義的扶持和推進明顯地表現在其努力發展一個‘台灣文化’和一個‘台灣人’歸屬意識。在台灣，‘中國’的概念已經完全被淡化和貶值了，學校在努力地推進所謂台灣語言(中文的福建方言)教育和一個修正了的歷史課程。”〔6〕同時台灣當局大搞社區營造，形塑社區共同體意識，大力提倡台灣本土文化，台灣“本土意識”隨之抬頭。
李登輝執政時期，文化總會的預算逐年降低，整體功能弱化。會長李登輝雖在公開場合還會口稱中華文化，但該會配合台當局推動文化建設的方向與文復會的創會宗旨已經大相徑庭。
2000年，民進黨第一次取得執政權。同年9月25日，文化總會舉行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揭示“文化台灣·世紀維新”作為該會發展方向，推選陳水扁為會長，台灣本土作家華嚴、鍾肇政、葉石濤擔任副會長。據時任文化總會秘書長的蘇進強透露，對於陳水扁是否要接帶有“中華文化”的文化總會會長，民進黨內曾出現反對聲音，陳水扁本人也曾有過“短暫的猶豫”〔7〕。在文化總會第三屆委員大會上，便傳出該會將更名為“台灣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的建議案，引發激烈討論。這是文化總會極力配合當局實施“台灣正名”的一次試水。
（三）2006年-2010年，“國家文化總會”階段。
2004年11月18日，文化總會再度經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投票通過陳水扁續任會長。2006年12月19日，該會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決議，更名為“國家文化總會”（英文譯為National Cultural Association），并修訂宗旨為“建立台灣文化主體性，弘揚普世人本精神”，至此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名實俱變。文化總會變更名稱，表面上是稱號變換問題，實際上是主張“台獨”的政治勢力執政後，詭稱台灣已經“實質獨立”、已是“主權獨立國家”後而欲實行“文化台獨”的一次突破。因此易名後的所謂“國家”暗指“台灣共和國”，是以“台灣正名運動”為目標的“台灣共和國運動”內容的一部分。文化總會名稱、宗旨的變更，表明陳水扁當局“文化台獨”的步子更加公開與激進。在“本土化”的旗幟下，台當局繼續虛化中華文化在台灣文化中的地位，刻意製造“台灣本土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對立，企圖將兩蔣時期提出的“文化中國”認同改為“文化台灣”認同。
因此，陳水扁任內文化總會的業務與中華文化無關。“國家文化總會”每年可以獲得由“文建會”、“客委會”等部門編列的至少兩千萬新台幣預算補助，成為陳水扁“去中國化”邪路上的助跑器，其工作方向完全與文復會的初衷背道而馳。
2008年11月27日，“國家文化總會”舉行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推舉馬英九為會長，并揭示“活力·創意·向前行”為該會未來發展方向。2010年1月14日，“國家文化總會”召開第五屆第四次執行委員暨咨議委員會議，選出前“行政院長”劉兆玄為新任會長，劉兆玄是首位非台灣領導人身份的會長。原會長馬英九、副會長蕭萬長轉任名譽正副會長，秘書長由楊渡續任。
為何馬英九將文化總會會長交棒劉兆玄？馬英九希望該會真正轉型成一個現代社團法人，“文化歸文化，政治歸政治，中華文化總會既然已經是立案的民間社團法人，就讓它依照人民團體法的規定來運作，讓它真正成為一個具國家高度的民間文化機構”〔8〕。劉兆玄專任會長是該會發展歷程中的又一個重要轉折。劉兆玄屬純文化人，由他主掌該會象徵台灣最高層級的社團有明顯的去政治化意味，讓該會真正以民間身份從事與文化有關的活動，更加便於兩岸文化交流。
（四）從2011年至今，中華文化總會階段。
2010年12月30日，“國家文化總會”召開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通過會員提案，通過修正章程更改會名為中華文化總會，英文譯為“The Gener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ulture”。從2011年起該會啓用新名稱，新的LOGO及網站等全盤改版，3月經“內政部”核備通過，4月14日完成法院變更登記。中華文化總會“恢復中華”，代表了馬英九與國民黨執政對陳水扁“去中華文化”的糾偏改正，有利於中華傳統文化在台灣的發展，有利於兩岸文化交流與兩岸關係進一步走向和平發展。
據會長劉兆玄強調，改名中華文化總會是兼顧該會歷史傳承和未來發展的決定〔9〕。所謂歷史傳承自然意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時期大力宣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所謂未來發展意指在兩岸關係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潮流中兩岸文化交流合作也大有可為。另據該會秘書長楊渡透露，改名也與該會以“國家文化總會”名義為甲骨文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未果有關。因英文名稱為“National Cultural Association”，受理單位認為是“國家”機構而遭拒。
劉兆玄主掌的中華文化總會在推動兩岸文化的交流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成績。劉兆玄應邀參加大陸學術單位的活動，也邀請大陸有關人士赴台交流。劉兆玄強調“兩岸的文化都是以中華文化為根底的”，“文化是兩岸最大公約數”，應該“以包容性為原則，在求同存異的基調上展開兩岸文化交流，共同促進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文藝復興”〔10〕。中華文化總會落實馬英九的文化政策不僅促成兩岸合作編寫《中華語文知識庫》，出版《兩岸常用詞典》《中華語文大辭典》等，還與大陸中華文化聯誼會、中國藝術研究院共同主辦了七屆“兩岸漢字藝術節”，激發了兩岸民衆及全球華人對漢字文化更深一層的探索和認識。對於當年大陸文化部長蔡武提出兩岸簽訂文化方面的協議，劉兆玄樂觀表示基本上衹是時間性的問題。
2016年11月21日，劉兆玄被迫辭職。2017年3月，蔡英文如願擔任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開啓不見“中華”的中華文化總會新階段。
從中華文化總會的演變歷程可見：一是中華文化總會每個階段被賦予的任務不同，兩蔣通過它來增強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正當性；李扁利用它來“去中國化”，搞“台灣文化”；馬英九時期的中華文化總會則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催化劑。二是中華文化總會不論名稱為何，在任何階段它都兼具文化與政治雙重價值，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其政治功能最為淡薄，兩岸文化交流最為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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