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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蔭權昨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不忘幽默，說唱片如果收錄他吹口哨表演，說不定可能很暢銷。 |
中評社香港9月30日電／香港特首曾蔭權上任後昨天首次到大學演講，在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出席逸夫書院嘉賓講座並接受學生提問，他以“務實領導”為題，指出香港要走向務實政治才有出路、有前途，並以英國首相布萊爾和已故中共元老鄧小平為例，指出兩人都是擺脫舊有意識形態教條的束縛，緊貼時代步伐，以理性務實態度制定決策，才能取得巨大成就。
以下為曾蔭權演說發言全文：
鄭維健博士、劉遵義校長、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很高興今日能夠在中文大學逸夫書院周會與大家分享我的工作經驗。
我今日遲了入會場，因為在門口見到其他同學，他們很熱情，給予我更大信心。之前，我的同事問我是否知道，這麼多年來沒有港督或特首有膽量到中文大學演講。而最受歡迎的彭定康港督到來頒發大學學位時，他的座駕亦被圍堵。我當時亦有些猶豫，不知會發生甚麼事。我今日到此並沒有失望，果然有同學在外擾攘，但卻令我感到一個事實，就是我今日講的是“務實政治”，作為一個從事政務的人，當然要講責任，但年輕學生一定要講理想、夢想，不能講太多實際。如果你們每一個人均接受現實、滿意現實、安於現實，社會動力在哪裏？所以每一個年輕人都要發表他們的意見、追求他們理想。對當權者來說，一定是一個大的警惕，亦是一個好的反思的機會。從這方面來說，我很感謝今日同學表達了他們的意見。他們提到的最低工資、標準工時，亦是我想解決的問題。我要把熱誠反映在我的工作上。我感謝他們給我機會與他們會面。我希望他們繼續他們的熱誠，在畢業後把熱誠變為理念，付諸實行。或者，慢慢地，他們會知道實行時未必是那麼容易的。
我特別喜歡與年輕人見面，每一次見到年輕人時，均盡量給予多些時間，與他們會面，原因是在他們身上，看到了香港的將來，特別是你們各位。將來你們可以是醫生，可以是藝術家，可以是學者、教授或從商。你們是年輕人，有着無限的可能性，即使你今天在我的志願一欄填上“歌星”，也不會有人取笑你“發明星夢”，因為你們年輕，這就是青春的本錢。但我與大家不同。如我在職業一欄填上“政治家”，我試過一次，到現在仍給人取笑，但如果我說我想當歌星，肯定較我談積極不干預政策來得更震撼。不過，如果想做“歌唱家”，唱片收錄我吹口哨表演，說不定可能會很暢銷。
上月在“香港家書”，我以歐盟之父尚‧莫內促進歐洲統一的故事，討論務實政治對解決紛爭的重要性，有人以為我暗示香港普選要好像歐洲統一那樣等五十年，其實我想傳達一個簡單的訊息，就是香港要走向務實政治才有出路、有前途。只可惜“務實”往往是被人低估的政治風格，因為當中有人普遍誤解了“務實政治”的真締及有很多疑問。總括來說，有四方面：
*第一是群眾對政治的興趣，是喜歡個人主義和英雄崇拜，務實領導沒有市場。
*第二是務實領導是否等如以利潤掛帥的商業管理？從政與從商有何分別？
*第三是“做Show”政客行為是否有違務實精神，務實領導如何處理政治溝通？
*第四是務實領導如何在堅持信念與教條主義、意識形態掛帥之間作取捨。我會圍繞這幾個問題，與同學作分享。
環顧中外歷史，我們都可以見到推動歷史發展的有很多都是政治强人，如我經常提到及拜讀的，運籌帷幄的邱吉爾、縱橫馳聘的拿破崙、艾森豪、麥克阿瑟將軍，每一個都是英雄人物。在中國歷史中，政治英雄更顯得重要，歷史變遷好像全是由英雄人物所創造，如秦始皇、劉邦、項羽、曹操、劉備，比比皆是。造就了大家崇拜政治領袖，歌頌英雄人物。而政治領袖也面臨很大的誘惑，總是希望滿足群眾，做一個改變時勢的英雄人物。
近十年我們社會又多了另一類領袖崇拜，英雄崇拜的偶像，現時變為商界明星CEO，跨國公司管理層的傳奇人物，傳媒將公司的成功往往歸功個人領袖的才能，他們好像魔法師一樣，一個意念可將公司轉虧為盈，一個收購將公司劣勢扭轉，一言一行都成為傳媒焦點。
由歷史英雄到商界傳奇的熱潮，我們看到愈來愈多普羅大眾希望他們的領袖能夠變成心目中的偶像，但現實上成功的領導卻往往不是天才橫溢的英雄。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是個受傳媒吹捧的英雄人物，他曾經這樣說：“成功沒有甚麼秘方。成功是從失敗中學習，刻苦工作及做好準備。”這幾句老生常談，出自沙漠風暴的軍事領袖之口，確實有點反高潮，但亦說出了當領導工作的乏味與平淡，不是大家心目中追求那種激動人心的浪漫感覺。這些感覺相信只能從電影中的英雄主角如占士邦中看到。
對我而言，領導工作從來不是個人表演，他是負責帶領方向，解決問題，物色人才及激勵下屬，最終是以執行能力贏得大家的尊重。所以當行政長官是一份頗為平淡和應該踏實做功夫的職位，若以追求個人英雄成功感作目標，將個人虛榮放在工作成效之前，最終可能會一事無成。英雄地位只是後人撰寫歷史時所賦予的評價，當你身處其中時，不應以此作目標。
既然領導要得到認同、是講求執行能力，很自然會令人想到商界這個最現實的地方。因為他們每天都是與“數字”打交道，實事求是，公司是“賺”是“蝕”，看財務報表一目了然，無法胡混過關。這麼說來，商界精英是否就順理成章可成為政治上的務實領導？無疑，商業管理是有它務實的一面，但從政與從商在領導層面是有實質的分別。
我認為商界精英與任何人一樣，是可以成為出色政治領袖，但前提是他們要認識政治運作的邏輯與商業運作不同。一般而言，商界工作是重視結果，決策過程並不太重要，總之CEO在每年中期報告或年終業績公布時交出漂亮成績表，令公司股價上升便算“交到功課”，至於這位CEO是否“一言堂”或是喜歡集思廣益，公眾人士一概不知，董事會亦不太關心。總之CEO就是要“交數”。但從政便不一樣，不但要言出必行，承諾要做到，決策過程更不可忽略，要在高度透明的工作環境下不斷說服市民、民意代表及傳媒，對政治領導而言，“過程”與“結果”是同樣重要，沒有一個好的過程，永遠沒有一個好的結果。商業決定有清晰的標準去衡量成敗，就是公司財務報表上的“賺”與“蝕”，而判斷政治決定的標準永遠是很模糊，往往取決於“過程”、“透明度”和公眾認知度。若忽視“過程”等元素，社會對政府決策無法形成共識，很多政策因此無法推行，所以決策即使有效率(efficiency)，也不會有效用(It is not effective)。
處理政治的過程對我來說是一個頗抽象的活動，無一特別方程式處理甚麼是對或錯。香港是一個開放的國際城市，資訊自由，言論百花齊放，有龐大的中產階級，他們一般是靜靜的，不會告訴你他們的想法，社會利益多元而且分化，決策要形成共識是要費不少功夫。所以從政者必定要走出去，做好政治溝通工作，多了解市民、長者、學生的想法及將自己的觀點向外傳達。
究竟政治溝通是否等如“做show”（做秀）？務實領導是否應拒絕這些政客行為呢？
在此我想到美國一位很受人尊崇的前總統林肯，他以堅持原則見稱。這樣一個講求信念的人，你們或許以為他會是一個不苟言笑、不重視與民眾溝通方法的人，但如果你真的這樣想，你便大錯特錯，他其實是一個十分詼諧幽默的人。
林肯曾經被人問及，為甚麼總愛在他的說話中加入大量笑話，經常說故事，你猜他如何回答？
他說自己常常被人責難為何這樣愛說故事，認為這樣會令總統的尊嚴受損，用學生的語言是“搞cheap晒”（弄得很低格）。但他發現運用活潑生動的例子，較那些批評者想出來的其他種種方法，更能打動人心，所以他一直沒有理睬那些批評，繼續講故事。
大家又是否知道，林肯身高六呎四吋，是歷任四十三位美國總統之中最高大威猛的。不過，他在公眾場合仍然刻意戴上一頂高筒形大帽。他連人帶帽足足有七呎高，無論去到哪裏均成為全場焦點。所以，即使林肯愛“做show”，但我相信沒有人會認為林肯不是一個真誠的人、不是一個有所堅持的人。
怎樣才算有“誠意”？我認為當權者先要撇除所有的傲慢態度，走入群眾去了解他們的需要，知道他們的想法。公共政策根本不只是一堆圖表數字及冷冰冰的科學論證，同時也包括社會信念、價值觀。政治溝通往往將社會信念、價值觀及科學論證與冷冰冰的數字結合起來，負責政務的人要事先知道市民恐懼或支持所在，將政策作適時調校，才可以減少推行時的阻礙。
從政者不能單憑“做show”而成大事，即使是溝通最高高手，也要拿出誠意，但“誠意”從何而來呢？路邊的推銷員也是一臉誠意，我們又如何分辨真貨假貨呢?這必須回到從政者本身，我相信有志於政治工作的人，都應該是有信念，有改變社會的理想，對公義、平等、自由、民主、法治一定要有所執着的人，如能夠包攬這些價值觀，用心去做，我相信熱情與誠意也是由此而生，不可做作的。
從政者要擁抱信念、有熱情、有責任感去追求理想實現，但矛盾的是：如追求信念，往往會陷入意識形態縛束之中。一個沒有價值信念的人，只會淪為追逐私利毫無原則的政客，但若過分沉溺於自己的道德及政治信仰，則容易變成僵化、思想封閉而被時代所淘汰，我認為這也是對務實領導最大的挑戰，每天均要反省是否太僵化、太執迷不晤，抓緊是不容易的，靠的是經驗及自己的誠意。
無可否認，從政者要為人民提供一個遠景，一個屬於未來的憧憬，指出社會的方向，但同樣有責任反映出真實的世界，講出願景如何可以落實，而非只沉迷於世界理應如何。
科學家牛頓說得對“站在巨人肩膊上看得更遠”，但反過來說，如果我們給意識形態這巨人站在自己肩膊上，會被壓得喘不過氣，甚麼都看不見。
“意識形態”對從政者、政府及人民的確有它引人入勝之處。有人迷信它是一道“有病醫病，無病强身”的靈符，以為只要跟着教條做，社會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並且萬試萬靈。亦有人以為只要高舉意識形態的旗幟，群眾自然跟隨，一呼百應。他們看不到的是當意識形態取代理性務實分析，就會成為政治領導的最大的敵人。
意識形態為政治人物所信服，當然必定有它們成功的地方，這裏我學林肯說說另一個故事———貝理雅的故事。
今時今日，貝理雅首相確是陷於政治困境，但這也不能否定他是英國戰後在任時間最長的工黨首相。各位同學，大家是否知道貝理雅的成功秘訣是甚麼呢？
英國工黨黨綱第四條有關“國有化”，是針對資本主義初期剝削等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法。但到了九十年代全球經濟出現了根本改變，九五年貝理雅推動廢除工黨黨綱第四條，令工黨擺脫舊有教條，蛻變成新工黨，提出第三條道路，結果取得空前成功，他本人歷任三屆首相，帶領工黨實現戰後最長的執政時期。政治領導的職責是放眼未來，而不是緬懷過去，所以必須擺脫意識形態教條，以務實、理性的態度去作決策，緊隨時代的步伐。貝理雅過去成功，就是因為有勇氣破除工黨國有化意識形態的教條，用務實精神開拓新工黨之路。
從政者擺脫教條束縛取得成功，歷史上另一個最經典的例子是我們熟悉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他提出中國四個現代化方向，以實踐去檢驗真理，解除意識形態對經濟發展的束縛，令中國走上了舉世矚目的改革時代，這證明了務實理性的强大力量。
又例如最近備受談論，由夏鼎基先生提出的經濟政策理念。當年夏鼎基先生提出這理念，是要求政府用“積極”的態度去作決策，以科學態度論證政府政策的短期利益及長期代價，權衡利益之後才作出是否干預的決定，政府不能靠口號意識形態作決定，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決策方式，目的是打破“自由放任”教條，為七八十年代政府在香港社會發展的角色重新定位。這是夏鼎基先生務實精神，他們談到的經濟理論，由他之前的郭伯偉至現時，三十多年都沒有改變，我亦深信此理論。但問題是夏鼎基先生用“積極不干預”這五個字，本身有點矛盾，我們要求口號是要“觀其文，知其義”，而“積極不干預”達不到此目標，中英文也不行，所以歷屆財政司司長也沒有用此字眼，但理念是沒有改變的，歷屆政府也有跟從一個小政府，在市場干預時有充分論證。
做實事求是的領導，關鍵是要有執行能力，從政者可以强調與市民溝通，但單靠溝通融易變成“靠把口揾食”（靠一張嘴巴謀生），變成“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大原則人人都懂得說，但在執行時，要懂得處理政策由大原則到具體細節之間的關係，這是很重要的，成功的政治領袖一定要駕馭具體細節。有時政府政策之所以不能在“出台”時做好，錯漏百出，就是因為空有政策目標原則，但忽視了各項政策細節執行時的問題，所以後果不是太滿意。因此空有好意念而沒有執行細節，日積月累會失去人民的信任。我們做生意或“打麻將”可以九敗一勝，最後一鋪以“清一色”取勝，但政治沒有這回事，即使是九勝一敗，那一敗也足以致命，賠上所有的政治代價。所以若有新政策出台，必定要反覆在細節上推敲，做好規劃，不斷修正調整，對準目標才能實現，領導必須跟從事情的發展，不能在思想、管理上懶惰，領導才能才可顯露出來。
假如你擁有良好價值信念，有追求理想熱誠與責任心，有理性的判斷力，有溝通的誠意，這表示你有當務實領袖基本的條件，但這只是一半，另一半是不受意識形態縛束，專注執行，能忍受乏味平淡，毫不刺激的工作，這樣才會成功。青年學生擁有的條件多是前一半，欠缺的可能是後一半。
我去年參加補選，在提名表格工作一欄填上“政治家”，給大家取笑，指我不自量力，但各位其實有所不知，“政客”比“政治家”更難做。為甚麼呢？
因為政治家要預知明天、下星期、下月，甚至下一年將會發生的事，這原本已經很難，而政客更加困難，為甚麼呢？因為他們不但要有這種預知力，而更重要的是，當事後發現之前預言的事最終沒有發生時，他還要能夠解釋得頭頭是道，這才是真正的政客！
今日所談的，都是我認為一個務實領導的應有條件，也是我的自我期許，至於哪些我做得到，哪些做不到，為何沒有做到，既然我不是政客，也毋須解釋，還是留給將來大家作評價吧！
多謝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