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郵政民營化及其啓示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6-07-25 07:05:17  


  日本郵政系統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機構,也是日本社會福利、公共財政與政黨政治的重要基石。如果進展順利,改革將有助於提高日本金融體系的整體效率,營造更爲有透明、有效的金融監管環境,改善日本政府財政狀况,幷爲民營部門創造巨大商機。

  但民營化改革也將徹底改變一個長期爲日本國民所珍視、與日本衆多社區與民衆的福祉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機構,從而帶來諸多挑戰。

  真紀村(Maki)是日本邊遠西部海岸新瀉縣上越市附近山區的一個小村莊,中島光一的家族擁有幷管理村里的郵局已經有4代了。像他的祖先一樣,已年届花甲的中島光一和他的員工們盡心儘力受理村民的郵件和儲蓄。如果村民太忙,沒時間去郵局,郵局的員工會上門取件。“我們彼此很熟悉,他們信任我們。”中島說道。

  對於村民們來說,中島和他的10名員工所提供的絕不僅僅是郵政或是金融服務,他們還幫村民破開大鈔,把養老金用現金形式送到村民手上,甚至可能直接把貸款送到村民家裡。這似乎有點不合規矩,因爲按照慣例,貸款事宜還是要在郵局也就是中島的家中受理的。“如果儲戶臥病在床,”中島解釋道,“我們會上門服務,也順便探望一下儲戶。”

  日本郵政公社(以下簡稱日本郵政)的近25000個分支機構中,差不多19000個是同中島家一樣的“特定郵局”,局長實行世襲制,辦公地點就在家裡,國家每月向其支付房租。局長過世後,可由其子承襲職位。整個郵政系統有超過27萬名員工,均享受國家公務員待遇。

  這聽起來實在有點太“中世紀”,無論如何同人們印象中日本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形象不够相稱。但在日本,像中島家這樣的郵局已經不再是簡單的郵政或是金融服務機構,而更像一個社區福利平台,對於日益老齡化的邊遠農村社區來說尤爲重要。

  在一些人心目中,日本郵政系統維係著日本社會所珍視的那種平等主義與集群主義理想,是日本對效率至上、市場爲王的美國式資本主義的一種獨特的——如果不是更好的——替代道路。“這很像社會主義,”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肯特·卡爾德博士評論道,“人們有時說,日本是惟一運轉良好的社會主義國家。”

  明治以來最重要改革

  現代日本郵政本來是雄心勃勃的明治朝君臣爲將日本帶入現代化而推出的最早改革措施之一,經過100多年的發展,今天以資産計,日本郵政公社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機構。日本郵政儲蓄總資産爲227萬億日元(2.07萬億美元),相當于日本家庭儲蓄總額的30%;郵政“簡易保險”保單價值122萬億日元(1.11萬億美元),佔日本壽險市場的40%,超過4個最大的私營部門競爭對手的總和。合在一起,日本郵政儲蓄和保險持有日本個人金融資産總額的1/4。

  日本郵政對日本公共財政也具有重大影響。歷史上,日本郵政儲蓄和簡易保險的資金交給大藏省資金運用部,資金運用部將其投入政府的“財政投資融資計劃”(Fiscal Investment and Loan Program, 簡稱FILP),FILP則利用這些資金爲公共企業、地方政府、其他政府機構、以及公共建設項目、住房、小企業扶持以及其他政策金融項目提供融資。截至2001年3月,FILP涉及金額達418萬億日元(3.3萬億美元),相當于日本GDP的82%。儘管2002年以後,郵政資金不再直接交給財務省(2001年6月大藏省改稱財務省),但依然投資于日本政府債券,以及FILP在資本市場上發行的債券。爲此,有人稱日本郵政爲日本的“第二財政”。

  巨大的規模與影響力、根深蒂固的傳統、加之同所服務社區的密切關係,郵政系統在戰後的日本政治中也扮演過重要角色,一直被認爲是長期執政的日本自民黨重要的權力基礎之一。它對政界的影響可以追溯到日本戰後最有影響力的首相之一——田中角榮執政時代。

  曾任郵政大臣的田中角榮保護日本郵政不受其他政府部門的監察,作爲回報,郵政系統則允許自民黨自由地利用郵政系統的巨大資産獎賞自己的支持者。如承諾支持自民黨的小企業,可以無需抵押即可從郵政儲蓄獲得低息貸款,同時,特定郵局局長則利用自己在社區的影響與人望,爲自民黨拉選票。

  但這一切即將改變。2005年10月14日,日本國會參議院(上院)通過小泉首相提出郵政民營化相關法案。如果民營化進程順利實施,到2017年,日本郵政儲蓄和郵政保險將成爲純粹的私人企業。

  小泉首相稱郵政民營化改革爲日本“自明治以來最重要的改革”。

  改革的緣起

  日本郵政系統巨大的規模與影響力,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其所享受的各種私營部門競爭者無緣享受的特權。這些特權包括:

  l政府對其存款與保單提供保證。例如,與其他金融機構如銀行等的儲蓄業務不同,日本郵政儲蓄享有政府信用擔保,最高限額爲1000萬日元。

  l日本郵政可兼營壽險業務。簡易保險是由日本政府經營的非營利性質的人壽保險業務,目的在於增進國民福利,保證經濟生活穩定發展,與一般民間經營的人壽保險公司相比,其手續簡便,限制較少。

  l日本郵政擁有各種郵遞業務的壟斷經營權;稅收與社會保障支出减免等,其所受的監管也不像私營部門所受監管那麽嚴格。

  一方面,私營部門的競爭者,包括渴望更多打開日本市場的國際金融機構,對日本郵政特權輒有煩言。比如,美國企業在日本的窗口機構日本美國商會(ACCJ)就一直密切關注郵政民營化改革的進程,2004年1月成立了一個民營化任務組,自2004年8月以來,就郵政民營化問題出版了4份報告。而摩根士丹利駐東京首席經濟學家羅伯特·費爾蒙(Robert Feldman)更是在多個場合盛贊小泉的郵政民營化改革計劃。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希望將郵政儲蓄和保險的巨大資金轉移到私營部門,從而可以有效率地利用,促進日本的經濟發展。

  驅動小泉政府不惜孤注一擲推行郵政民營化改革的關鍵因素,是日本政府當前所面臨諸多結構性挑戰,諸如人口日益老齡化、人口數量降低,以及政府的財政危機。

  2005年,日本厚生省報告稱,日本總人口在2005年上半年出現下降,比原來預期的提前了兩年。2000年,日本生産性人口與依賴性人口之比爲4比1,而到了2050年,這一比例估計將下降至1比1.5。2004年,政府在養老金、醫療等方面的支出爲86萬億日元(8250億美元),預計到2025年,這一支出將增長近1倍,達到152萬億日元(1.46萬億美元)。

  此外,政府爲提振長期低迷的日本經濟,大量投資于公共建設項目,進一步加劇了政府的財務危機,結果,日本的公共債務達到了國內生産總值(GDP)的164%。相形之下,即便是長期爲財政赤字所苦的美國,公共債務也才佔到國內生産總值的63.7%。

  199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金融廳主導推出“金融大爆炸”改革,致力於扭轉日本金融監管傳統的“護航體系”,營造出透明、基於規則的監管環境,向國際最佳實踐靠近,强調企業自負責任,以及事前與事後檢查。

  然而,郵政金融體系此時繼續遊離于金融廳的管制之外,這削弱了日本政府建立統一、穩健的監管環境的能力,而統一、穩健的監管環境對日本金融行業的未來成長至關重要。郵政民營化改革勢在必行。

  改革具體內容

  民營化前的日本郵政公社採取獨立核算體制,政府在進行經營管制的同時,也給予相應的補貼和政策優惠。

  對郵政公社的限制包括:(1)郵政儲蓄、保險金額最高限額爲1000萬日元;(2)原則上禁止從事融資業務;(3)投資限制;(4)限制經營商品的範圍;(5)郵政局的設置是爲了保證公共服務提供的便利性,而非注重盈利性;(6)保證郵政政策費用的支出,如發行定期刊物和投資便于盲人利用的設施等。

  對郵政公社的補貼和優惠包括:(1)免除法人稅及固定資産稅的一半;(2)不必支付儲蓄保險金;(3)郵政儲蓄業務及簡易保險業務有政府信用擔保;(4)可以兼營其他金融機構不可以兼營的儲蓄、保險、郵政三項業務。

  針對日本郵政民營化後的組織體系,小泉首相建議將日本郵政公社分爲4家公司,分別從事郵政業務、保險、儲蓄以及郵局資産管理。這4家公司必須于2017年度出售,完成民營化程序。

  郵政民營化的最終形態爲:政府持有控股公司超過1/3的股份,控股公司依然全額持有郵政局公司(窗口網絡公司)、郵遞公司(即郵政事業股份公司)兩家公司股份,而郵政儲蓄銀行和郵政保險公司將於2017年全部民營化,轉爲徹底的民有民營。政府介入降爲最小限度,除必需的制約、補貼外,决策完全由企業管理層决定。

  私營部門創造巨大機遇

  關於郵政民營化改革進化的可行性與利益,摩根士丹利駐東京首席經濟學家羅伯特·費爾蒙持肯定態度,他指出,日本郵政民營化改革“理由是堅實的,理念是高度市場導向的”。他還强調,政府的改革計劃爲私營部門提供了豐厚的機遇,有助於提昇日本經濟的競爭力;郵政民營化改革的規模遠遠超過1980年代日本國有企業民營化規模,有助於支撑經濟增長和資本市場價格。

  費爾蒙認爲,郵政民營化給私營部門帶來的最重大機遇主要在物流、資産管理、福利服務、公共服務外包,以及信息技術開發領域。

  郵政儲蓄銀行業務面臨的機遇

  後民營化郵政銀行的當務之急是募集資本。民營化後,郵政銀行將同私營部門處在同一起跑綫上,需要遵循相同的資本充足率規定,因此,其資本充足率應當按照其風險加權資産與市場風險的總量來衡量。根據費爾蒙的估算,民營化後的郵政銀行大約需要總額8.3萬億日元的資本金,而目前的資本金爲3.7萬億日元。

  需要與以往不同的資産管理理念和方法。民營化前,郵政儲蓄發放的貸款主要用於獎賞執政黨的支持者,導致資本配置缺乏效率。2007年後,爲提高資産配置效率,郵政銀行可能將很多資産管理業務外包出去。

  亟需提高自己的盈利水平。對更多資本與提高盈利水平的需求將會加速郵政銀行的重組步伐。新的所有者和管理層將不得不重新定義産品綫,削减成本,在能够外包的領域盡量外包,這些都將爲私營部門金融機構以及外包服務提供商創造重大機遇。

  在郵政保險領域面臨的機遇

  私營化後,郵政保險面臨的問題幷不是資本充足率。根據慶應大學商學系深尾光洋教授的估算,2001年,日本郵政保險的償付比率至少爲900%,而最低標準僅爲200%。因而,在民營化過渡期間,郵政保險的産品綫與資産管理效率效率將成爲核心問題。同郵政銀行的情形一樣,這將爲私營部門資産管理服務提供充足的外包機遇。

  費爾蒙還認爲,那些能够抓住機遇的企業的股票價格將會堅挺,這有助於提昇經濟的整體效率,降低國家風險溢價,從而强化日本所有的資産價格。

  挑戰依然存在

  作爲跨國資本巨頭摩根士丹利的代表,費爾蒙自然看好民營化改革,因爲無論最終如何,至少在民營化過程中,像摩根士丹利這樣的跨國金融機構,都最有可能從民營化所創造的衆多業務機遇中獲益。但對於日本郵政,乃至日本社會而言,民營化也帶來諸多挑戰。

  核心的挑戰是:在政府將其對公共服務的控制權賦予私有企業後,是否會削弱公衆對公共服務的控制,進而造成公共服務質量下降?加之日本的郵政事業涉及金融領域,因而其改革過程中,存在許多問題。

  問題1:關於郵政服務提供的保障問題

  民營化前,依照日本法律,日本郵政公社有義務提供優質、低費用的郵遞、儲蓄、簡易保險服務,郵政事業各企業有義務保障各種服務可以在任何地區被任何國民享用。相應地,日本政府則對郵政事業提供優惠政策。民營化後,郵政事業公司從經濟效率的角度出發,可能會關閉一些不盈利地區的分支機構,這會導致偏遠地區無人提供郵遞、儲蓄、保險服務,或者服務質量下降。

  如果制定法律要求郵政事業各企業在民營化後也履行該項義務,會改變這些公司與其他民營企業的競爭前提,由此引起的成本應由日本財政負擔。因此,民營化方案必須既保證不增加政府財政負擔,又使郵政服務在日本全國範圍內得到充分保障,這就涉及服務費用的負擔問題。

  目前有兩種方案:一種方案是授予提供該項服務的企業以經營壟斷權,用盈利地區的利潤補貼不盈利地區的損失,這是內部補助方案;第二種是給提供該項服務的企業以財政補貼,彌補不盈利地區的損失。目前,日本政府傾向于維持政府管制,保證郵政事業公司享有壟斷權這種方案。

  問題2:郵局網絡的成本負擔問題

  目前爭論的焦點是民營化後,應如何分擔郵局網絡的運行及維護成本,比如是否立法規定郵政儲蓄、簡易保險、郵遞三部門的費用分攤份額。因爲窗口網絡公司(郵局資産管理公司)主要依靠接受三部門的業務委託盈利,如果其他公司不通過窗口網絡公司而通過其他途徑開展業務,將導致郵局網絡崩潰。爲防止這種情况出現,應在制度設計上保證窗口業務得到充分利用。

  在經營形態上,郵政事業的組織形式是根據具體業務需要制訂的。在4大業務中,儲蓄和保險業務與其他業務分離,可以實現風險規避,維持金融的信用秩序,這一點沒有爭議。但是,在將窗口業務從其他業務中分離之後,是否會提高郵局網絡的使用效率,尚有爭議。

  據日本有關機構估算,窗口業務分離後,每年可能會産生7000億日元的收益,其中郵局部門增加4000億日元、窗口業務效率的提高帶來900億日元收益、銷售其他商品收益爲1900億日元。但同時,郵局數目可能减少5000家,這可能會影響服務範圍,與民營化五大原則相抵觸。

  問題3:郵政儲蓄、簡易保險的資金流向問題

  儘管2004年日本郵政公社一改以往常年虧損的局面,出現盈利,但從長遠看,如果不改革,最終仍免不了陷入赤字經營。這也是引發日本郵政民營化的導火索。但民營化後,企業爲避免赤字,可能關閉一些低收益低地區的郵政儲蓄、簡易保險分支機構,或許會使這些地區成爲金融空白區域。

  更重要的是,一直以來,郵政公社募集的資金由日本大藏省(財務省)資金運用部保管,主要用於日本財政投融資,如增設學校、改善生活環境、援助中小企業以及改善社會基礎設施等。郵政儲蓄、保險金的償還也是由政府信用保證的。自2001年3月日本財政投融資改革後,國家不再保管這些資金,而改爲由郵政公社自主投資,政府取消擔保,這就使資金的安全性及便利性備受矚目。如果出現金融危機或者企業破産時,資金將得不到償還,由此可能使日本國民對持有資産的穩定性産生懷疑。此外,民營化後,可能出現外國資金介入郵政儲蓄、簡易保險公司的情况,存在外國資金幷購日本郵政企業的可能性。

  對於郵政民營化改革所帶來的挑戰,恐怕沒有人比那些父死子繼、代代相傳的“特定郵局局長”更感同身受了。“如果我按照市場原則來管理郵局,就會把它關掉,”55歲的日初利夫說道,“經營這個郵局在商業上根本不可行。”

  日初是新瀉縣上越市米原的特定郵局局長。同衆多對民營化改革持反對意見的人士一樣,他認爲,改革前的體系賦予邊遠地區的小企業和個人獲取資本的機會,從而促進社會公正與平等。談到改革可能帶來的沖擊,日初無奈地表示:“美國式的效率當然有它的好處,但我懷疑,我們是否有必要在追求效率方面走得這麽遠,以至於最終會失去我們固有的文化。”

  來源:當代金融家 作者:趙旭梅 夏佔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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