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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財長亨利．保爾森 |
這篇文章面世的時候，美國財長亨利．保爾森應該已經結束了他最近的訪華。在這次訪華前的定調演講中，保爾森將美國對華經濟政策做了明顯的改變:高調宣揚中國“已經是全球經濟領袖之一”，盛讚“中國和美國一起貢獻了過去五年中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半”。他並且努力刻畫“中國和美國在全球經濟中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氛圍，提出“中美在雙邊和多邊問題上的合作將對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有重大影響”。即使對中美之間長期存在的爭議，如中國人民幣幣值低估等，他也改變了語調，不再一味強調美國的利益，而是強調，中國繼續推進經濟和金融改革，包括人民幣幣值改革，符合的是中國自己的利益。
這一系列“善意”當然沒有逃過中方的關注。問題在於:應該怎樣解讀這些“善意”？它是美國對華政策的真正轉變呢，還是迷惑中國人的權宜之策？它是標誌著美國人向現實的回歸呢，還是他們不切實際的期待？
我的看法是:美國希望中國取得成功，這是沒有疑問的。很多中國人長期受一種“受辱”史觀的影響，對中國遭受西方列強欺淩的歷史難以忘懷，總覺得他們跟我們之間有“文明的衝突”。其實二戰以後，西方世界就不再把掠奪作為獲取經濟利益的主要手段。因為國際貿易當時逐漸成熟到這樣的程度，使得通過貿易手段實現“雙贏”，比通過掠奪手段獲取單方面利益，要更加容易、更加有利可圖得多。相比之下，中國在25年前還在強調“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直到今天，中國商人之間猜忌仍然多於信任，互相拆臺依然多於相互合作。帶著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這種“不信任感”，去解讀美國財長的善意，就可能會把這看成是又一種“捧殺”的伎倆。如果這成為中國方面的主流看法，那將是中國的不幸，也是美國的不幸。
另一方面，中國人也需要清醒:美國雖然主觀上並無捧殺中國之意，其“善意”卻有可能在客觀上起到捧殺中國的效果。要害是，保爾森等極可能對中國經濟實力過分高估了。眾所周知，保爾森出身美國投資界，上任財長前是高盛的董事長。而以我的經驗，美國投資界是最為高估中國的一個圈子。我不是說投資界的人愚蠢，只不過，資本天生具有冒險性，而且，絕大多數投資界人士都是在拿別人的錢冒險，這就更容易對危險視而不見，高估成算。七八年前，網絡科技股的泡沫，就是被這樣一群過分樂觀的投資人士吹起來的。今天，如果你到華爾街的投資圈轉一轉，也會聽到一片喧囂的“中國機遇”之聲。這種氛圍下，很難說他們不是在高估中國。
對中國的一知半解更強化了這種高估。我就聽到有位自命的“中國通”演講說:“中國有幾千萬中產階層，他們有經濟能力讓全家每個星期都到中高檔餐館去吃一頓”。這話在美國人聽來，一定以為中國這些中產階層富得流油，因為相對於汽車、住房等費用，在美國上餐館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事實上，我們中國人都知道，上餐館在中國不算什麼。假若說這樣的誤解還算枝節問題，則對中國各種經濟數據的一知半解，就有顛倒大是大非的效果。中國的GDP增長率完全不能按照美國數據來同樣解讀。不說別的，單是這些年中國住房、醫療、教育的商品化，就將無數過去沉睡的資本轉化成了經濟產出，憑空創造出了數以萬億計的GDP。但是，這類數字魔術不可能永久持續地變下去。就我所知，很少美國人能瞭解這些。他們對中國經濟的這些魔術數據囫圇吞棗，因此必定嚴重高估中國經濟實力。
高估究竟有什麼危害？它可能造成一種泡沫的循環。即:高估的中國經濟實力誘使國際資本向中國境內大量湧入，刺激經濟短期繁榮，而這又刺激更多的國際資本湧入——這種瘋狂的循環，不到轟然崩潰是不會停止的。這並不是什麼國際資本的陰謀，而是資本逐利過程中的盲目本性使然。高估還可能造成美國對華政策的急功近利:即，它如此急於從飛速增長的中國經濟中兌現好處，而忘記了去鼓勵和敦促中國進行各種物質和制度上的基礎性投入。
所以，面對美國財長的“善意”，我以為中國人應當做到兩點:第一，是要以善意回應。例如在人民幣幣值問題上，過去那種“美國企圖壓人民幣升值以轉嫁國內矛盾”、“國際熱錢企圖套利”的對抗性調子，既可笑又不符合事實，應當收起來了。第二，應當明確地告訴美國人和世界，你們的善意可能會讓中國人吃不消。應當坦率地向世界承認:我們過去這些年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我們的問題比你們想像的大得多。應當把世界的眼光從我們苦心經營的北京、上海等“樣板城市”那兒引開，讓他們多看一看我們真實的全社會發展水平。這種做法，也許會讓某些人難堪於現在，卻會為全體中國人造福於將來。(作者吳向宏，系國際戰略咨詢公司顧問)（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