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廣州訊／被譽為傳承廣東歷史文化力作的《廣州大典》計劃為所收錄的每種書寫一個提要。日前，本報記者專訪了《廣州大典》課題研究專家、暨南大學歷史學教授馬明達，他指出，提要早在漢代就有了，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簡稱《四庫提要》）是集大成之作，成為治學的門徑。其微言大義、提綱挈領，反映編纂者的思想，為後世研究和讀者閱讀提供參考。
大眾熟悉的紀曉嵐是《四庫提要》的總負責人之一。《四庫提要》的撰稿人很多，多是當時的著名學人，但紀曉嵐總匯融貫、剪裁鎔鑄的作用是大家都認同的。由此可見，提要的撰寫水平非常之重要，而撰寫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筆者的學術根底。《廣州大典》是廣州有史以來所編纂的最大型的叢書，意義深遠，希望能成為一部不朽的典籍，所以也廣邀當世各界學者參與提要的撰寫。而負責為部分文獻撰寫提要的作者，就是被稱為文武雙全的飽學之士的馬明達教授。他不僅在元、明、清史學的研究上造詣頗深，在文獻學上多有成就，在武術上也是聲名顯赫。
《廣州大典》付印前夕，在馬明達位於暨南大學的說劍齋中，廣州日報記者與他進行了一番詳談。
提要重在“考竟源流、辯章學術”
記者：《廣州大典》（以下簡稱“大典”）首輯《廣雅叢書》即將付印，您在這部作品中主要負責哪方面的工作？
馬明達：我主要參與大典的課題研究以及部分書的提要撰寫。大典主要整理上下二千年廣東地方文獻，在其中，清代典籍最多，所占約為70%。
記者：提要主要回答什麼問題?
馬明達：提要回答兩個問題，一是為什麼要選擇收錄這本書，二是對書作出客觀、恰當的評價。
廣東地方文獻浩渺如海，《廣州大典》將盡可能收全粵籍經典，對書的評價要遵守一個客觀的原則。
提要的歷史要追溯到漢代，當時人們就開始對編纂大型叢書撰寫提要，主要內容有書的作者介紹、流傳緣由和學術要點。提要具有時代性，體現為政治標準和學術標準。每一本書都是一批學術信息的匯存，當然，後人的評價也往往有失誤。現在就有很多學者在對《四庫全書》的提要進行考異。總的來說，我們做的工作就是“考竟源流、辯章學術”。
提要有時代性和局限性，不可能一錘定音，一勞永逸，但學術上的嚴謹態度最重要，落筆要慎重，更要避免出現硬傷，貽笑於當世和後世。當然，少量的失誤亦在所難免，以具有崇高聲譽的《四庫提要》而言，已故的著名學者余嘉錫就曾有大部頭的著作《四庫提要辨證》，指出了許多失誤，成為傳世佳作。
古人尚且如此，我們今天更加要注意，特別在學風不端現象非常猖獗的時下，以我個人而言，不會放棄“學品”原則。一個讀了50多年書的人，身逢盛事，三生有幸，一定要保持讀書人的品節觀，要以謙謹崇敬的心境對待廣東先賢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和文化資源，要做對得往我們先輩的事。
新興學科湧現拓寬了大典容量
記者：大典在內容上有何特色？
馬明達：大典所收圖書數量與《四庫全書》略相近，都是3000多種，但兩者的圖書分類不一樣。《四庫全書》取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類分法。而大典初分40輯，圖書類目比《四庫全書》複雜。
《四庫全書》以儒家經典和正史為主幹，容納量最大的是“子部”。而晚清到民國，外來文化大量湧入，引發了知識大爆炸，國人目不暇接，於是很多書的體例和內容都和古書大不相同了。如自然科學的書，過去很少，晚清以後就多了起來。再有，古代沒有專門的體育學科，相關書籍很少，也沒有獨立的屬類，晚清民國時就出現了很多，不能不獨立成為類，如此等等。總之，傳統的四部分法已經不大適用了，只有另行設類。但分類是編纂工作的綱，是一項學術難度很大的工作，迄今還不能說大典的分類已經很完善了，恐怕實際工作中還會有適度的調整。
編纂大典具有多項學術價值
記者：大典的學術價值體現在哪些方面？
馬明達：第一、古籍長時間受數量上的制約，善本類書籍更是珍貴的文化遺產，不可以隨意閱讀，所以社會效益不顯著。一般來說，大宗的古代典籍主要由圖書館收藏，可謂深藏閨中，只為少數專業學者服務。有些珍本孤本數量稀少，又星散海內外，即使是專業人員也很難有閱讀機會。
《廣州大典》就起到一個擴大古籍傳播面積的作用，使人人有機會徜徉其中，開卷受益。對學者而言，則減少了尋求資料的時間，提供了研究上的諸多便利，有益於人文社會科學水平的提高。還有，大典將廣東的古代文化成果介紹給全世界，以便於更多的人瞭解廣東，研究廣東，對集思廣益和建設文化大省而言，效益不可估量。
第二、很多珍稀古籍，年代久遠，質地脆弱，從保存的角度來說，已經不適合太多人去直接翻閱。這一點在廣東更是如此，嶺南氣候潮濕，蠹蟲繁育比內地為甚，對書的保存非常不利。有了大典，原本便可以採取徹底封閉保存的辦法，這等於做了搶救文化典籍的工作。其實我們一直都很擔心一些孤本因為某些突發原因而遭到損毀，這樣的例子不是沒有——前不久武當山大經堂的失火，至今讓人心痛。因此，我非常支持這次的大典編纂工作，應該說無論從哪個角度講，實際上都是在做一件“文化功德”。
第三、廣東地處改革開放前沿，成就舉世矚目。我們希望經濟成就也應該彰顯在建設文化大省上。近代以來，廣東在中華民族自強自救的艱難道路上，一直是走在全國前面的。如在接受西方文化、應對挑戰和變革傳統文化上，可謂人才濟濟。一大批歷史偉人，如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容閎、鄭觀音，直到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他們的著作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是當代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珍貴資源的精神根基。進入當代社會，廣東人表現出來的創新和探索精神，一直走在全國前列，積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蘊。粵籍先賢和許多流寓廣東的外籍人士留下的文獻典籍，不但有歷史價值，而且對豐富我們的知識和思維，幫助我們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以至涵養我們人文精神和建構當代和諧社會，都是大有價值的。這份資源是廣東的，也是全國各族人民的，我們有責任推之全國，與全國人民共享。
編纂《廣州大典》也是一項摸清楚家底的工程，是一次重要的文化盤點工作。大典提供給社會的，不是故紙堆，而是深山寶藏、大海奇珍。我們真正瞭解了我們的家底後，才能很好地分門別類，加以繼承和發展。
中國文化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講傳承，講淵源，一直到講師承家法，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的，至少是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看重它。沒有深厚的文化淵源，這反映到一個人身上時，就會出現處理問題上的短視和淺薄。這種人太多，全社會都會產生淺薄化趨向，精神領域空乏，附庸風雅，焚琴煮鶴，恬不以為恥。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國家的品格，而圖書典籍則是文化的載體。所以，整理影印《廣州大典》是文化建設的根基性的工作，不但有功當代，而且是千秋大業，它比修建了多少高樓大廈都更有意義。
馬明達其人
馬明達1943年出生，回族，祖籍河北滄州，出身於當代中國最負盛名的武術家族之一——馬氏通備武藝家族。他文武兼修，不僅學識淵博，還因為在古典武藝的研究和掌握上具有公認的權威地位，被少林寺聘請為當代唯一的武學指導。馬先生家藏圖書4萬餘冊，多有明清善本和書畫珍品，書劍並舉，在學界廣有佳譽。他治學嚴謹，著作甚多，並且精研書畫，擅長書法。
馬明達說，《廣州大典》首先推出與張之洞有深厚淵源的《廣雅叢書》，從體例上講還有可斟酌的地方，但也反映了大典的胸襟氣度。張之洞不是粵人，《廣雅叢書》所收書也大都不是粵人著作，但它是粵籍學人所選所刻的“粵版書”，是在張之洞這位傑出人物的影響下產生的一部高水平的叢書。這部叢書表現出了晚清到民國初廣東社會轉型時期的文化特點，這就是“粵人風格”。所以以《廣雅叢書》開局，也未嘗不是一種文化格局的表露。
馬先生說，張之洞是他最為崇敬的鄉賢，多年來，他的書齋裏一直掛著張之洞的對聯：“徽言自道和平福，盛業彌開正大猷”，朝夕觀瞻，備受感召。他認為，張之洞是晚清改革派的主帥，勤于政事，學問宏深，為官清廉，品節高尚。他居官多年，去世下葬卻要靠友人資助，但在離開廣東時，卻為廣雅書局和《廣雅叢書》留下了幾十萬銀子的經費。今天重新影印《廣雅叢書》，也是對這位被尊稱為張廣雅的先賢的最好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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