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促進東南亞和美洲一些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
十五至十七世紀，東南亞和美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發展緩慢，程度參差不齊。有的國家祗進入了奴隸社會，有的國家進入封建社會，也有少數國家還停留在原始社會末期。總之是比中國落後。而當時澳門港海外貿易的重要對象正是這些國家。通過澳門港與這些國家的航海貿易，首先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得到更多中國的生活用品，從而改善了生活。當時東南亞各國人民有不少穿著中國的綾羅綢緞等絲織品衣服，使用著中國的花瓷、銅器等精緻傢具。更重要的是在當時這些國家的人民缺乏鐵制生産工具的情况下，中國鐵制工具的輸入，對於他們從事礦藏的開發和荒地的開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隨著貿易流到這些國家的中國銅錢，也促進了東南亞國家貨幣的改進。例如滿刺加用的“斗錫”貨幣，極爲笨重，“每塊官秤一斤八兩或一斤四兩，每十塊用藤縛一把，四十塊爲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物”，很不便于流通。後在中國銅錢的影響下，他們改用了鑄幣，開始鑄造類似銅錢大小的錫幣——“加矢”，大大方便了市場交易的需要，促進商品流通。
更加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是從澳門運出去的千百萬苦力華工，他們到了東南亞和美洲各國後，以奴隸般的艱苦勞動建設港市、開採礦山、開墾荒山、修築公路和鐵路，種植甘蔗、橡膠、烟草等等，立下汗馬功勞。前英屬馬來亞總督瑞天咸(Frank Surettenham)承認：
英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九，皆出華工之手。
西班牙人莫牙(Dr•Antonis Morga)也充分背定十六世紀華工對菲律賓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指出：
凡一鎮之成立，必不能缺中國人。
在美洲各國的開發和經濟發展中，華工也起了巨大作用。例如秘魯，根據溫貝托•羅德裡格斯著《秘魯的苦力華工》一書記述，1849～1874年約有10萬名華工被販運到秘魯，佔當時秘魯人口的18％，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集中在秘魯沿海各地種植園和沿海島嶼鳥糞開採場勞動，大大促進了秘魯兩大經濟支柱——農業和鳥糞開採業的發展。又例如佔美國領土面積一半的西部地區，原來是一片人迹罕見的荒野，但從1848～1882年30萬華工(其中有相當部分從澳門港運去)到那裡開發後，經濟大大發展起來。1877年2月2 7日《美國第44届國會參衆兩院調查華工入境問題聯合特別委員會報告書》指出華工對開發美國西部經濟作出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中國人入境的後果是大大增進了太平洋(指美國西岸)的物質繁榮。
可見，美國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和財富是離不開對華工廉價勞動力的殘酷剝削的，是無數華工的血汗和生命所凝聚而成的。而且，在這過程中,由於華工和東南亞、美國各國人民在共同開發和發展經濟的長期共同勞動，則互相交流思想，傳播文化，結下了和平的深厚的友誼。
第三，妨礙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
就經濟規律而言，澳門港的興起和繁榮，特別是海外貿易的繁盛(在明代)，本來會促進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的。事實上，澳門港的發展對中國社會經濟也起過某種程度的促進作用。但是，由於澳門港的開埠和海外貿易的發展，始終操縱在葡萄牙等殖民國家的手中，而且主要是進行著掠奪性和野蠻性的貿易，所以它對中國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不佔主要地位，或者可以說是微弱的，而促退作用却很大，特別是清朝開始以後，這種促退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地表露出來。歷史的事實是：從明嘉靖至明末(1522～1644年)的一百二十多年，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還不完全落後于西歐國家，航海貿易也剛露出落後的端倪，未發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但就在這個時期，葡萄牙殖民者東來租居了澳門港，控制了澳門港的海外貿易，佔領了東南亞大部分地區，以後荷蘭、英國等殖民國家接踵而來，爭奪澳門港和南洋地區的貿易。這樣，大大加重了中國商人藉助澳門港進行海外貿易的困難和危險，使原來中國經鄭和“七下西洋”後同東南亞以至非洲的三十多個國家的友好貿易來往遭到挫折和中斷。中國商人不僅在澳門港貿易受到了迫害和限制，而且到了東南亞各國貿易還遭到橫暴的劫掠。結果是中國的海外貿易不能發展或者發展緩慢，給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帶來嚴重的後果。首先，它影響中國商品生産的發展。例如，在明末以前，我國的棉紗、棉布、鐵器還大量從澳門港出口，且爲世界各國人民所歡迎。但干隆以後，棉花、棉布、棉紗和洋鐵反而變成主要的進口商品，這對於中國的棉紡織手工業和冶鐵手工業是致命的打擊，使我國的棉紡織手工業、冶鐵手工業等由先進慢慢變爲落後了。例如，明嘉靖時期，中國的生鐵産量還是世界第一位，而廣東的鐵産量達3108噸，超過了十七世紀外國鐵産量最多的俄羅斯(2400噸)。 但隨著海外貿易的衰落，産品運不出去，冶鐵技術和産量無法很快提高，而西歐國家由於工業革命的結果，反而向中國輸入生鐵。這種洋鐵的輸入，使中國的冶鐵業特別地處澳門港附近的廣東佛山冶鐵業受到破壞，紛紛倒閉。干隆時佛山的鑄鐵業有130家爐戶，但光緒二年(1876年)祗剩下40家了，光緒九年(1883年)又剩下33家，到光緒十四年(1888年)僅剩下20多家了。這種洋鐵滾滾而來造成佛山冶鐵業衰落的情勢，使當時的人不禁大爲驚呼：“徒使洋鐵通流，大利盡爲所奪”，“今剛洋鐵輸入，遂無業此者(指冶鐵)矣。”
其次，使中國不能通過澳門港的海外貿易積纍足够的貨幣資本。明嘉靖至明末，我國的對外貿易一直處於出超地位，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但後來葡萄牙、英國等殖民國家控制了澳門港的海外貿易，通過大量的鴉片走私貿易，於是，干隆以後，出超變成入超，白銀內流變爲外流。這就破壞了中國的國庫收入和貨幣流通，使國家缺乏資金，日益貧窮，沒有足够的貨幣資本供給已發展起來的手工業生産。使某些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手工業長期停滯不前，得不到充分的發展。這也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經濟從十七世紀開始落後于西歐國家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毛澤東說過：“中國社會內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從葡、荷、英等殖民國家租居和控制澳門海外貿易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的嚴重影響看，這個論斷是科學的、正確的。
作者：黃啓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