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6日電／《明報》今天發表題為“截聽條例立法差勁 監察專員須保私隱”的社論說，經過50多個小時的馬拉松辯論，立法會今日凌晨終於完成《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的大部分審議程序，至截稿前，保安局提出的草案及修訂動議都獲得通過，相信條例能趕及在8月8日限期前刊憲，成為法律。政府今次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截聽條例立法工作，全靠議會內的親政府陣營支持，若論立法質素，社論認為是一次極不理想的立法示範，當局必須汲取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為打擊罪案，執法部門有必要擁有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兩種調查權力，不過，相關法例必須同時平衡市民的私隱權。今晨通過的法案，雖然比原先的草案較傾向保障人權，但我們認為，當中仍有值得調整的地方，其中一個值得考慮的方案，是仿效英美兩國，在不影響查案及公共安全的情下，將監察得來的資料，在一定時間後歸還給當事人，還被調查者一個公道，亦能作為對執政者的監察。
社論表示，整個秘密監察風波，緣起去年區域法院審理的“廣興案”，區院法官認為執法部門以秘密監察調查刑事案件，欠缺法理基礎，違反《基本法》第30條保障的通訊自由。行政長官曾試圖以行政指令作為臨時法理依據，但最終被梁國雄等人以司法覆核成功挑戰，幸得法院給予6個月的寬限期進行立法，否則執法機關所有秘密調查行動，都必須停止。
兩種秘密調查手法存在憲法漏洞，政府早就應該預料得到。早在1996年，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立法規管兩類行為，但政府當時沒有接納。97回歸前夕，涂謹申提出的《截取通訊條例》獲得立法會通過，但政府要求延遲生效，理由是執行有困難。10年間，政府一直原地踏步，沒有出力為兩種重要的調查手法提供法理依據，到去年被法院裁定違憲，完全是咎由自取。如今立法未經公眾深入討論就要倉卒完成，政府要負上全責。
平心而論，當局最終提出的草案，較保安局原先提出的更能保障人權，民主派議員提出的部分要求，都獲保安局接納並提出修訂。當中較重要的一項，是新設的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當發現有執法人員未經授權進行秘密監察，有權通知私隱被侵害的被監察者，並命令執法當局作出賠償。有關修訂保障了被非法監視的無辜者，不會由始至終被蒙在鼓裏。
不過，現行法例對普羅市民的保障，社論認為仍有不足之處。首先，“參與者監察”一類的調查手法，如卧底、線人或污點證人以暗藏錄音機偷錄疑犯對話的行為，只要求“行政授權”而毋須“法官授權”，當中可能仍存在憲法漏洞，未來可能再被挑戰。
在立法會草案委員會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上訴庭審議了一宗與今次法案關係相當密切的“林康國案”。案中的爭議點，是污點證人替執法機關偷錄疑犯的對話，是否侵犯了疑犯的私隱權。3名法官對此有不同詮釋，但其中兩人都認為，“參與者監察”是嚴重的私隱侵犯，觀點與政府一直依賴的歐美案例不同。我們無法預計，若未來再有類似案件交到法庭審理，法院會如何評價法例訂明的授權機制，但可以肯定的是，到時一定會出現憲法觀點爭拗，政府沒有必勝的把握。既然現在上訴庭的案例已預視了可能出現的風險，政府是否應該及早考慮作出微調修訂，避免條例被法院定為違憲，再惹爭議﹖
第二，為了讓執法機關維持靈活的調查權，社論同意整套監管機制應遵照“授權較鬆、監管較嚴”的原則訂定，因此，獨立的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的角色至為重要，他必須具備足夠的權力，為市民的私隱守好最後一關。我們非常期望下周上任的監察專員，能夠時刻做好把關人的角色，若運作期間發現法例賦予的權力不足以為市民提供充分保障，應主動向行政立法機關反映，盡早補救，只有靠不斷的檢討改進，才能贏得市民的信賴。
第三，是當局是否有需要向所有被監察者，披露他們曾被執法部門秘密調查。根據目前法例，除非執法部門未取得授權而進行秘密調查，被監察者到去世都不會知道自己曾被人侵犯私隱。我們認為，當局毋須在調查結束後立即將搜集到的資料歸還給被監察者，但在不影響查案及公共安全的情下，當局是否可以仿效英美，在特定時段之後，將有關的私隱資料歸還給當事人﹖我們認為，如果政府能推出一套能平衡私隱及調查權的披露制度，定能解除所有市民的不少疑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