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大躍進”
從現存和公佈的資料中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後，不論在西南局制定調整工商業政策，還是在任財政部長時解決預算平衡問題，或是在“大躍進”中對“左”傾冒險進行反思，以及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中對包產到戶的支持，都能看出鄧小平獨特的用市場觀點和方法來認識處理經濟問題的風格。
被任命為政務院常務副總理的鄧小平是在1952年7月進京的，1953年就是中國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央財政還是在轉軌中出現了危機。這年3月底，全年的總預備費就花光了，出現了21萬億元的赤字。
9月開始兼任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長的鄧小平在1954年1月作了《財經工作的六條方針》，這是中國最早對高度集中統一計劃經濟體制進行衝擊的改革舉措。其主要內容有三條：預算歸口管理、支出包乾使用以及自留預備費結餘不上繳。結餘不上繳這條因為與傳統計劃經濟觀念完全不合，一度遭到一些同志及蘇聯專家的反對，但鄧小平還是堅持不改，“沒有這一條，大家不可能有積極性，就不可能有歸口和包乾”。
在1958年“大躍進”之前的這兩三年時期，因為蘇聯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模式的弊端已經呈現，這一代高層領導都在嘗試著走“新經濟政策”。
但1958年“大煉鋼鐵”打斷了國民經濟計劃。為扭轉“大躍進”帶來的國營工業的管理混亂、生產無序和效益低下問題，1961年鄧小平主持制定了《工業七十條》，試圖通過責任制和按勞分配原則來著手企業整頓。這裏面所隱含的市場傾向在幾年後一度被“四人幫”給讀出來，並進行撻伐。
這段時期的農業包產到戶試驗也中途受挫。就在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因主張包產到戶改革而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受批判時，鄧小平卻還在力挺“包產到戶”。他在1962年7月把劉伯承在軍事上經常講的“黃貓黑貓”理論借鑒到農業生產上，說“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採取哪種形式”，他還說，“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
幾年後，在江西，當即將結束3年零5個月庶民生活的鄧小平被獲准外出參觀，在觀看電影《紅燈記》時，他借那個扮演李玉和的演員改掉“錢”姓的事情，發揮說，“沒錢能幹什麼，國家窮、人窮，不就是沒有錢嘛！”
有學者認為，納入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內運作的“大躍進”的失敗似乎暗含了計劃經濟體制不靈的結論。或許，鄧小平等領導人和整個社會已經從中獲得重要啟示：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或制度安排，不僅沒有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生產無政府狀態所帶來的經濟比例失調和生產力的破壞，相反，它的彈性之大，甚至可以包容“大躍進”這樣一個完全違背常識和規律的、憑主觀意志決定的空想計劃並得以暢行，卻沒有制度自身的校正機制，這說明這種制度安排是有致命缺陷的。
複出後的鄧小平幾乎不提計劃經濟這個詞彙，他在1975年全面整頓期間，將所有時間都花費在國民經濟的具體部署工作上，沒有關於商品、市場的任何論述。他似乎還在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