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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五年，楊振寧與翁帆初相見。 |
中評社香港7月6日電／正在訪台的楊振寧、翁帆夫婦昨天接受聯合報專訪，楊振寧談及小時候生活，以下為專訪部分內容：
問：楊院士曾說自己一輩子非常幸運，人生每一個轉折都占了很大便宜，這話怎麼講？
楊：一個人到了我的年紀，不可能不想到一生的經歷（翁伸手輕輕拿掉楊臉上的一根頭髮）。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當時的合肥，像還在十九甚至十八世紀的狀態，沒有電，沒有馬路，大的公共汽車因城門太小進不來。直到父親在我六歲時回國，到廈門大學當教授，把我和母親接去，我才從十九世紀跨進廿世紀，第一次看見抽水馬桶、罐頭水果，也第一次吃到香蕉和菠蘿。
到美國時我廿二歲，二戰剛結束，這以後五、六十年來，全世界人類生產力大幅成長，大多數國家今天的情形，遠超過從前；尤其美國，率領整個世界利用科技的影響，使到處變得非常繁榮。這與我個人一生命運，有很密切的關係。
我在美國當研究生時，正好物理學有新的一支剛發展，就是高能物理和粒子物理。一個年輕人能和一個開始蓬勃發展的領域結合在一起，是最幸運的，那景況像是「遍地黃金」。
那也是美國學術研究大大發展的時候，各校、各研究所都在擴充，機會非常多。所以我從沒找過工作，都是職業來找我，這當然非常幸運。
在個人生活方面，我跟杜致禮結婚五十多年，現在又跟翁帆結婚，不管別人怎麼想，在我自己看起來，都是很幸運的。
而這麼多幸運結合在一起，是很少有的。
翁：我想我沒他那麼幸運，這是肯定的。不過我也覺得，我一切都還不壞，對目前的生活很滿意。
問：你對自己的學術成就，總評是什麼？有遺憾之處嗎？
楊：科學前沿的研究工作，我想可以比喻為衝鋒陷陣，年紀大的人衝鋒陷陣的本領，不能和年輕人相比，這點和文學完全不一樣。比如我的老朋友何炳棣（歷史學家，中研院人文組院士），比我大三四歲吧，著作和研究還是在前沿做得很好。
我現在基本上，漸漸從最前沿退下來，改走到物理學發展的歷史，注意的是過去一兩百年學術上發展的總缺失。我到各地去演講，講題都與這有關。
這些年關於這方面，我寫了不少文章，現在翁帆幫我整理文章，翻譯成中文，打算出一本楊振寧選集。一九八三年我出過一本英文的selected papers，現在等於出續集，但用中文出版。
問：翁小姐翻譯物理學專業文章，會覺得吃力嗎？
翁：非常專業的文章，一般我不會翻譯，可是比較普及的，像物理史、人物介紹，這些我可以。
問：楊院士曾說大陸應多幾個比爾蓋茲，不必多幾個諾貝爾獎得主，意思是…
楊：這是有個媒體斷章取義，不太對，好像我說中國多一兩個諾貝爾獎有什麼用處啊！我不是這樣講，我的意思是中國更需要的，是比爾蓋茲那樣的企業家，或能發明任天堂的企業，創新的同時，也帶來很多經濟效益。得諾貝爾獎當然好，問題是哪個更重要。
問：你對廿一世紀的中國有很大的期許和寄望？
楊：對，我想這是人類史無前例的發展吧。一個這麼古老的文化、這麼多的人口，從一百多年前瀕於滅亡的狀態走到今天，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大的事情，對廿一世紀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我常常想，我這點也很幸運，到了八十多歲的年紀，還能看到我所關懷的一個文化傳統，處在崛起的狀態。
有位印度裔諾貝爾獎得主，也七八十歲了，他對印度文化前途的關懷，就像我對中國文化的前途一樣，可是他沒有我這麼樂觀。另一個幾年前過世的大學者薩依德，關心伊斯蘭文化的發展，但對他的文化前途同樣沒有我的樂觀。
我想，大家都看得出來，這廿年來中國的經濟情形、國際影響都提升得很快，這有長遠的歷史道理，這道理還會繼續下去。
問：那您對台灣的未來一樣樂觀嗎？
楊：我對台灣的發展，也採取樂觀的態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