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思路同樣得到學者和政策分析家的響應。如羅伯特．斯卡拉皮諾所指出的，從長期來看，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達成「擱置主權問題，基於聯邦或邦聯」的政治關係是可能的。（羅伯特．斯卡拉皮諾（Robert Scalapino）：《亞太安全問題和美國政策》，《美國外交政策利益》二○○四年第廿六期）可以理解這一主張背後的基本道理就是避免美中之間因台灣尋求法理上獨立的壓力而導致的潛在軍事對抗。這種看法受到了公眾輿論的支持。根據佐格比國際在美國所做的民意測驗，美國人把中國看作英國、日本和以色列之後第四位最「重要」的國家，有百分之五十九的受調查者對中國持正面看法，比十年前的百分之四十六有所上升。更重要的是，儘管有百分之五十一的美國公眾繼續把中國視作潛在軍事威脅，但還是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反對在台海衝突的情況下，以武力保衛台灣。（《世界日報》二○○五年一月十四日，第一頁。）可以發現在美國公眾的情感中，台灣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優先地位發生了明顯改變。
總而言之，保持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分離狀態符合美國利益，但這一選擇不再佔據較高的優先地位。相反，保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尤其是與中國在諸如反恐戰爭和朝核危機等一系列關鍵問題上的合作關係已被提升到更高的優先地位。新一屆布什政府對美國外交政策優先目標的調整促使許多華盛頓的評論家鼓吹針對台灣的脫鈎政策。這方面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來自二○○四年十二月期《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特雷弗．科森（Trevor Corson）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如果台灣堅持走向法理上的獨立，引發與中國大陸的戰爭，那麼「美國應當讓台灣自己保衛自己」。《台灣海峽──絕緣套》，《大西洋月刊》二○○四年十二月）。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後的國際環境總體發展對中國的安全形勢相對有利，而最重要的有利趨勢來自華盛頓，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有了轉變。但另一方面，北京不應把這種有利環境當作理所當然。中國尤其要重視可能出現的趨勢變化。二○○五年初一個最令人擔憂的信號來自華盛頓和東京的聯合聲明，即台灣問題將是美日安全同盟的關切點（見後面的分析）。
中國的戰略
二○○一年四月的海南撞機事件對華盛頓和北京都是一個警示。兩個大國認識到，它們需要在全球政治中找到共同立場以避免潛在的軍事對抗給該地區帶來毀滅性後果。在「九．一一」事件的推動下，兩國開始迅速改善雙邊關係。
首先，中國繼續關注現代化進程和經濟發展，這要求在市場、技術和資本方面結成與美國的密切合作。因此，兩國間金融官員頻繁互訪。
第二，北京強調中美之間趨同和重疊的利益，包括反恐、六方會談、防擴散和其他戰略和安全問題。
第三，中國在小心翼翼地不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存在的同時，也積極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將重點放在與東南亞的關係，其表現是十加一（東盟＋中國）和「十加三」（東盟＋中國、日本和韓國）機制非常顯著地進展。在這方面，中國在本地區發展了「睦鄰」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使亞洲鄰國對中國的印象從「威脅」轉變為「機遇」。
第四，中國努力與其他大國發展友好關係。北京與普京領導的俄羅斯以及歐盟（尤其是德國和法國）日益深化的關係都凸顯出中國與各主要大國的親密關係。
第五，儘管執行上面提及的與鄰國和大國的緩和與合作政策，但中國不會犧牲國家主權和國家核心利益。北京明確表示，台灣問題屬於這一範疇。面對台灣島內越來越強烈的的獨立要求，中國通過大力促進台灣海峽兩岸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強化了吸引台灣人民的和平建議。與此同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積極推動並批准針對台灣問題的《反分裂國家法》。在國際上，中國繼續在台灣問題上保持強硬姿態，多次警告華盛頓不要提升其與台灣的防禦合作。
但中國對幾個與中國國家利益密切相關的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也有模糊的地方。首先，中國似乎在如何與鄰國日本這個經濟強國打交道方面表現得舉棋不定。一方面，中國全力增進兩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使其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同時，中日間的政治和戰略關係多年來處於冷淡狀態，中日關係在過去兩年中經歷了挫折。從北京的角度看，雙邊關係的惡化主要是因為東京處理歷史問題的態度與政策，小泉首相堅持參拜靖國神社是北京拒絕恢復雙邊國事訪問的重要理由。不過北京很清楚，日本是美國最重要的安全伙伴，美日共同防衛指針確保兩國將共同干預台灣海峽可能出現的軍事對抗。（愛德華茲．科迪：《中國抗議美日協定》，《華盛頓郵報》二○○五年二月廿一日，第A廿四版。）韓國和澳大利亞則明確表示，它們不會參與圍繞台灣問題的對抗，即便美國置身其中。
第二個模糊的地方是，對中國而言，北京並不完全確定華盛頓將在未來的台海關係中發揮何種作用。北京加強對華盛頓施壓，使其發揮「剎車」作用以阻止台北走向獨立。這樣，北京從努力中看到了一些積極效果，包括布什總統明確警告陳水扁不要改變台海關係現狀。另外，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在二○○四年十月訪問北京期間的評論明確表達了美國的觀點，台灣不是一個主權國家，美國不會支持台灣獨立。由於取得了這些積極成果，北京繼續敦促華盛頓發揮作用就順理成章了。
中國對華盛頓到底扮演何種角色持謹慎態度。因為北京同樣認識到，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要基於自身的國家利益，未必符合中國的統一戰略。例如，北京不願意加入涵蓋台灣問題的多邊國際安全框架。換句話說，中國不但希望美國更加積極地阻止台灣獨立，也同樣試圖把台灣問題限制在一個國內而非國際的論壇內討論。
中美：「互為警惕的相互依存」關係
總之，中美關係可以被概括為「互為警惕的相互依存」，意思是中美兩國可能是本世紀所僅有的能影響全球穩定和繁榮的兩個超級大國（一個是現存的超級大國，另外一個是正在崛起的潛在的超級大國）。這兩個國家是在包括戰略、經濟和政治等幾乎所有領域內，都存在著內在的相互依賴的大國。同時，中美兩國自然地以不確定的眼光來看待對方，因此筆者稱其為「互為警惕的相互依存」。
在上面對布什第二屆政府的亞洲政策及對中美關係的影響進行分析後，中國也許應認真思考能確保自己和平崛起的政策選擇。
事實證明，美國對台灣「獨立」運動的干預是有效的。北京在這方面與華盛頓的協調與合作應進一步加強。中國已經初步實現了與國際接軌，北京不應害怕在國際上討論台灣問題（儘管中國認為這屬於國內事務）。換句話說，中國應當承認，美國對台灣問題的介入是一個無法回避的歷史形成的事實；在此基礎上再按照自己的利益來控制國際勢力的捲入，儘量把國際勢力的參與從負面因素轉化為正面因素。
按照這種思路，北京希望在大國間達成更多共識，以得到不鼓勵台灣「獨立」的承諾（這些大國包括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加上日本和印度）。與此同時，為爭取島內民心的向心力，中國也應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允許台灣在國際社會中享有更廣泛的自主權。
在確認中國外交政策基本成功的同時，北京也應該認識到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對日政策沒有奏效。二○○五年二月的美日聯合聲明證實了這一點，它第一次把台灣問題列為美日兩國共同關切的安全問題。我們當然不應該否認歷史問題的重要性，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會繼續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但問題是如何解決日益惡化的中日關係和如何將其與中國的全球戰略目標聯繫起來。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標就是推動一個對現存國際秩序基本滿意的中國。美國充分認識到，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核心利益。如果在台灣問題上發生軍事對抗，「即使在交戰的早期美國能成功，但也不能確保台灣的長期安全。」因此，「美國在台灣海峽軍事上的短期內的勝利將損害美國的長期安全利益。」（羅納德．塔蒙：《權力轉移》，第173頁。）權力轉移理論建議，美國應試圖將中國融入其聯盟結構當中；即使這個方法不行，美國也應同中國保持接觸，將中國納入現存的國際體系，以便讓中國逐步接受現行的各種國際規則和規範。根據這種思路，有些學者甚至建議接納中國加入北約或類似的組織。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和平時期的聯盟能將偏好相似的國家聚合一起。（傑西卡．庫格勒、羅納德．塔蒙：《地區挑戰：中國朝大國的崛起》，第五十三頁。）我們可以看到，布什的對華政策的許多特點反映了這種長期戰略考量。同時，它也反映了美國政策精英集團內部不同學派的政策爭論。我們可以預期美國不同學派之間的這種政策辯論仍將繼續存在，比如「新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的接觸學派」和「權力轉移理論」等。
總之，了解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對中國處理台灣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中國的崛起及其對台灣問題的處理方法吸引了全球各主要國家的關注。北京面臨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問題無疑是對美關係。保持穩定和合作的中美關係，並將兩國間的分歧置於可以控制的水平，這對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台海問題的和平解決是至關重要的。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11月號，總第10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