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十月三十一日，第三屆中國─東盟博覽會開幕。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菲律賓總統阿羅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等東盟國家領導人將“珍珠”和玉璧連接，為第三屆中國─東盟博覽會開幕剪彩。 |
中評社香港11月1日電（作者 張智新）10月30日，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15周年紀念峰會在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首府南寧舉行，雙方簽署了中國－東盟紀念峰會聯合聲明。峰會期間，中國總理溫家寶分別與東盟國家領導人舉行了雙邊會晤。第三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也於31日在南寧舉行。峰會前後，柬埔寨、印尼、緬甸、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東盟國家的領導人還將順訪中國。
回顧中國東盟對話合作15年來的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出，雙方收獲到的，是一個有著10個國家、450萬平方公裡、5.5億人口的區域聯盟，同一個有著960萬平方公裡、13億人口的古老大國之間，政治上、經濟上敵意的逐步消除；但是，雙方從中收獲到的，又絕不僅僅是敵意的消除。
前一15年：從虎視眈眈到握手言歡
正式成立於1967年東盟，盡管是以共促本地區平等、協作、和平、穩定為宗旨，但其“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通過區域結盟以防范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威脅，乃是當初眾所周知的本質目的。其時，東盟視正處於“文革”浪潮中的中國為共產主義威脅，而中國則視東盟為反共集團。
然而，歷史的風雲際會，讓兩者的政治敵意得以逐步冰釋。
從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到進入90年代的15年間，中國東盟開始握手言歡。70年代初中美關系的解凍，激發了東盟國家改善對華關系的渴求，中國與東盟諸國由此拉開建交序幕：1974年和1975年，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先後與中國建交，並解除對華貿易禁令。
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中國逐步割斷了與東南亞地區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反政府遊擊隊的關系，與東盟進一步接近。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冷戰結束，進一步推動了中國東盟關系的快速發展：在從1990年8月到1991年10月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裡，中國先後與印尼復交，與新加坡、文萊建交，中越關系也實現了正常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半時間，恰恰是中國剛剛經歷1989年國內政治風波，西方大國對華經濟制裁正如火如荼的時期。中國國內也正處在從治理整頓到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過渡時期，政治氣氛十分微妙。在此背景下，中國與東盟4國相繼建交、復交，若非冰釋政治敵意和疑慮，恐怕很難做到。
至此，中國與東盟十國全部建立起友好關系。
後一15年：從對話伙伴到戰略伙伴
1991年7月，東盟首次邀請中國外長出席其外長會議。由此開始，中國正式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迄今又是15年。
這個15年，是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的15年，也是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的15年。在政治敵意尚未完全消解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騰飛帶來的疑慮和敵意又不期而至：13億人口的中國的崛起，無論是資源和貿易，還是領土和軍事，會不會威脅到東盟乃至全世界？
然而，中國通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以積極坦誠的表現，包括在亞洲金融危機、非典和禽流感疫災中的負責任態度，在涉及領土領海爭端上的克制冷靜等等，驅使東盟在疑慮中仍然不斷提升與中國的合作。
1994年7月，中國成為由東盟發起成立的地區安全機制“東盟地區論壇”的創始其成員。1996年，東盟將中國從“磋商伙伴”升格為“對話伙伴”。1997年12月，在共同對付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與東盟建立“面向21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並開始10+1對話機制。此後，每年深秋，中國與東盟十國都有一次最高級別對話會議，商討經濟、政治、安全合作事項。其中，經濟合作是10+1合作的首要內容，每年都推出新的合作項目。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接著，2003年10月，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這兩項舉措使中國與東盟的經濟合作有了新的政治保障，雙方進一步升格為“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
15年合作關系的步步提升，結出了累累碩果。
經濟上，由於2005年7月正式啟動了中國-東盟自貿區全面降稅進程，雙方貿易合作進入了全面深入發展的新階段。這一年雙邊貿易額達1303.7億美元，是1991年雙邊貿易額的15倍多。中國-東盟自貿區全面降稅實施一年來，中國與東盟整體貿易出現較快增長，今年1至6月，雙邊貿易額達727億美元，同比增長21.7%，東盟已躍升為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與東盟貿易年入超達200多億美元，與中美、中歐貿易的巨額出超形成鮮明對比，
涵蓋18億人口，GDP超過2萬億美元，貿易額達1.23萬億美元，是世界上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政治上，溝通對話機制充足且暢通：從6個專業部長會議到大湄公河次區域領導人會議，從綿密的首腦互訪到東盟中國10＋1峰會，定期會晤與不定期會晤結合，決策機制與執行機制互補，雙邊互信不斷鞏固發展。
未來15年：從互信合作到和諧世界
30多年過去了，由於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和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的逐漸轉型，冷戰思維在中國和東盟關系中已經式微，但雙方仍然面臨諸多結構性矛盾。
首先是東盟對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疑慮。近些年在東南亞謬種流傳的“中國威脅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一個人口眾多、經濟規模龐大、歷史上曾經稱雄亞洲的中國，至今在政治上實行的仍然是精英威權政體，這種政體能否長期一貫地堅持其內政外交政策，能否牢固地掌控軍隊理性控制軍備，能否持續有效地確保其經濟社會穩定，能否有序容納其民眾龐大的民主參與需求，都是東盟諸國的心底隱憂。
其次是東盟對中國民族主義抬頭的擔心。隨著經濟地位的不斷上升和現代資訊的普及發達，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也呈激增蔓延勢頭，尤其是在關涉領土、領海問題上，民眾十分敏感，要求政府在海權等問題上更加強硬的呼聲不斷，這是讓與中國有著海權爭議的東盟許多國家深為憂慮的。
此外，對於中國這頭經濟巨鱷對資源日趨膨脹的渴求，以及對區域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等，東盟亦會相當警惕。
而所有這些結構性矛盾的控制和最終解決，有賴於中國在穩定中有序、有效地推進其政治民主化進程，並大力引導調控其民族主義情緒，同時也有賴於東盟各國加深對華了解，理性看待中國的崛起，以合作的建設性姿態處理對華關系。
中國與東盟，作為亞洲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的兩大巨人，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都存在巨大的利益依存與共同訴求：政治上需要理解互信、和平共處，經濟上需要交流合作、共同繁榮，文化上需要取長補短、加深融合。只有在這些方面都走向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才可能在雙贏中和平發展，才可能有一個和諧的亞洲。
中國與東盟，用15年消除敵意、握手言歡，又用15年深化友好、提升合作。相信再經過15年的努力，雙方的互信合作並將達到一個新的水平，為亞洲和平穩定乃至和諧世界的最終形成做出新的貢獻。（作者系中國首都經貿大學公共管理系講師、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