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28日電／《人民日報》刊登日本著名批評家，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小森陽一的評論文章說，這十多年來，日本社會一個巨大的變化是貧富落差加大。在社會上真正獲得成功的只是少數人，而大約90%的日本民眾，則屬於“失敗的大多數”，他們看不清未來的方向。以前，日本人只要認真工作，就能得到幸福。這幾乎成了日常生活的信仰。但如今世界變了，不論怎樣努力工作，也不能擺脫貧窮。一個英文外來詞“不停工作著的窮人（working poorer）”就可充分說明情況。
整個日本社會都陷入“茫然的不安”中。“茫然的不安”是20世紀初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說的。1927年7月24日，芥川龍之介於東京田端家中自殺，年僅35歲。他在給妻子及友人的遺書中說：自己的死就是因為陷入“茫然的不安”中。現在的日本仿佛回到那個時代。自殺的人逐年上升，1997年以來，每年自殺身亡人數有3萬人，加上自殺未遂者，這個數字高達10萬多。人們都在問，日本怎麼了？今天發生的一切到底是為什麼？
日本政客製造假想敵
文章說，面對這種不安的社會心態，日本政客們無法拿出自己的解決辦法，便用了西方政治慣用的伎倆：通過樹立外部的假想敵，轉移國內民眾的不滿情緒。
政客們樹立起來的第一大假想敵是朝鮮。他們同時暗示，朝鮮後面是中國。他們把日本民眾內心的不安，歸於來自朝鮮的屢屢挑釁和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帶來的威脅。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給日本社會帶來一種心理扭曲。因為二戰結束後，日本民眾一直在經濟上對中國和朝鮮有優越感。然而，上世紀末，日本經濟泡沫使優越感變弱，甚至破滅。這種心理扭曲使日本民眾接受了對中朝強硬的政治立場。最典型的例子是，敵視中國的石原慎太郎以高票當選東京都知事。
文章指出，這樣的手法和美國的“反恐”如出一轍。日本在反恐方面也亦步亦趨緊跟美國，他們也把恐怖主義視為自己最大威脅。每次，我從東京坐新幹線外出演講，沿途會看到許多反恐的宣傳品，僅東京到大阪短短路程中，竟有150多件宣傳品。如今，日本媒體天天都向國民灌輸著兩大假想敵的印象，批評朝鮮和中國的話語在小酒館中都可以隨便聽到，但對於批判美國的話語卻很少。
事實上，這些假想敵的背後是一種被扭曲的歷史問題。但是，很多日本政客不敢直面真相。因為日本占主流的很多政治家都是世襲的，是“二世”或“三世”。比如官房長官、下屆首相熱門人選安倍晉三是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孫。他們並沒有那麼出眾的能力，僅僅因為繼承了祖輩的勢力，才走上高位。他們為自己的先輩文過飾非，拼命為當前的狀態尋找合理性，生怕追問歷史真相將追溯到其祖輩的過錯中。
不論是樹立假想敵，還是逃避歷史真相，都不是負責任的政治家所應當採取的態度。
需要用“腦”思考
文章說，長期以來，日本已經形成了某種“媒體消費”形式。面對諸多敏感問題，包括複雜的國際問題，大多數日本人或者僅用簡單的兩分法來判斷，要麼善，要麼惡，或者等待媒體的答案。我通常稱這是“動物式”的思考方式。在動物的世界，感覺到敵人強，那麼感到恐懼並選擇逃跑；如感到敵人弱，則加以攻擊。今天日本媒體對於朝鮮的攻擊性宣傳，本質就是如此。問題在於不能把世界上種種複雜的問題都簡化為“令人欣悅”或“讓人不滿”，而需要用“腦”去思考，尋找事物內部的因果鏈條。
要打破日本媒體這種狀況，擁有話語權的中日知識份子和媒體人之間的相互溝通和相互瞭解是非常必要的。今年我曾與中國學者汪暉先生做過一次對談。對談內容發表到日本發行量很廣的《世界》雜誌上，反響非常好。從上世紀90年代起，日本和中國的知識份子一直在努力探尋建立對話的平臺。這樣做是非常重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