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的心臟支架都不靠譜兒”，“在穩定的情況下，作為心臟科大夫不建議做支架”，這是源於業內人士的“真情告白”，可見問題的真實性與嚴重性，已經遠遠超出了想象。吊詭的是，一邊是支架不靠譜兒，但價格奇高“如同販毒”；另一邊卻是支架使用的泛濫成災，形成了事實上的過度醫療。這說明，在暴利之下，從醫療器械的質量、價格，到合理醫療的職業操守，都存在著糜爛的現象，而監管扮演了什麼角色更值得拷問。
醫療器械市場之亂其實存續已久，對於監管的質疑也從未停止。2006年，一位醫療器械經銷商張宏自揭暴利黑幕，他舉例說：“在骨科醫療器械廠，一塊骨科器材成本大約是30元左右，區域總經銷商則每塊賣40元—60元，代理器械公司每塊賣80元左右，最後到患者身上，每塊已變成3000元左右”。而衛生政策專家、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法學教授卓小勤在接受採訪時說，業內的朋友告訴他，一個頂尖的骨科醫生一年可以拿到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回扣。
泛濫的心臟支架裡有兩重監管缺失。
一是“千萬級的回扣”何以沒有在商業賄賂治理中倒下？其實，相比於藥品，醫療器械的尋租空間更大更隱蔽，危害性同樣不可小視。從專業上講，在藥品和器械的回扣當中，器械因為其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比藥品的利潤空間更大，更易操作。即便在某些縣級醫院，一些特殊科室和醫生也往往富得流油。
二是對於過度醫療導致的醫療器械濫用，何以沒有相應的監管手段？如果說濫用抗生素會導致人體免疫力下降的話，那麼醫療器械的濫用，不僅會加重患者負擔，更會形成致命性的傷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