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論文抄襲的新聞，多少已經讓人有些木然。在近日曝光的於艶茹抄襲事件中，抄襲之外的東西就遠比抄襲本身更引人關注。一是抄襲主人公附著的“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和“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博士後”兩大頗具光環的標簽；二是學術期刊《國際新聞界》“罕見”的主動曝光。相對前者，後者的意義更大，也理應更受關注。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國際新聞界》是咱國內的學術刊物，所以才有“罕見”一說。面對論文抄襲等學術失信行為，大多數國內刊物始終沒有抱以“零容忍”的態度，即便是認定為學術抄襲，最多也是內部處理罷了，極少見到公開處理的。這在當下盛行的圈子文化中，不難理解，因為學術圈同樣遵從“關系”和“人情世故”。此次抄襲的公開處理——在官方網站上發布公告，借助微博等社交平台廣而告之，將抄襲情況反饋給作者相關單位——既是《國際新聞界》的首次，在國內期刊當中也同屬“罕見”。因此，在“抄襲常有，亮醜不常有”的慣性行為模式下，輿論把關注點放在《國際新聞界》的與衆不同上，也就不足奇怪了！
《國際新聞界》的主動亮醜，對於打擊學術不端行為，效果不難想象。從短期來看，將直接倒逼北京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立即處理”於艶茹的抄襲行為。北京大學已經表示，立即組織有關專家對其博士論文重新進行核查，根據教育部和北京大學的規定，如果查實於艶茹學位論文抄襲，其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將被撤銷，其導師也將視情況獲暫停招生、取消指導資格、處分直至解聘等處理。從長期來看，不僅能增加《國際新聞界》的公信力，而且對於國內期刊的健康發展也具有引導作用。變革通常都是從個案開始的，關於論文的變革同樣如此。倘若這樣的問題處理模式能夠固化為制度，能夠在更多學術期刊當中獲得推廣，那麼料定將有越來越多貨真價實的論文脫穎而出，中國期刊的國際影響力也將得到同步提高。
不管尋找什麼樣的借口，作者毫無疑問是抄襲的第一責任人。這首先是一個個人學術道德問題，但假如學術“出口”更加嚴格一些、追責更加公開嚴苛一些，有利於促使作者告別學術抄襲、提升學術道德。至少從於艶茹的負面示範中，那些打算繼續向《國際新聞界》投稿的作者將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論文。這或許就是一個好的開始。當下，學術最重要的“出口”非學術期刊莫屬，如果抓好了這一“出口”，至少論文抄襲現象將有所減少。然而，作為學術最後最重要的關口，有太多的學術刊物沒有扮演好“把關人”的角色。有的是缺乏統一的標准，主要表現為論文審核因人而異，迷信圈子內“大佬”的文章或意見；更糟糕、更不堪的是一些刊物直接淪為牟利工具，通過“賣版面”獲取經濟利益，結果只能是劣質論文越來越多。這些“關口”問題，早已成為論文抄襲、學術腐敗的助推器。
關於論文抄襲已經出台了許多制度規範，其嚴厲程度也不比國外差。但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出在紙面的制度上，而是執行上。一些抄襲行為，壓根就沒有被認定為抄襲，尤其當發生在一些學術權威或行政領導身上時，通常會假借“學術不規範”輕描淡寫地放過。而一些被舉報、被證實的抄襲行為，即便處理，也少了一些主動、公開、嚴格的色彩。這些做法很難對後來者產生警示作用，也不利於學術公信力和影響力的提升。
現在最需要做的是對學術制度規範不折不扣地執行，是每一家學術期刊認真把好“出口關”。從這個意義上說，《國際新聞界》是了不起的，其“亮醜”精神是彌足珍貴的。（來源：南方日報 作者：丁建庭） |
